第54章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

王充，字仲任，是会稽上虞人，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那里。王充小时候就成了孤儿，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。后来他到京城，在太学学习，拜扶风人班彪为师。他喜欢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之学。家里穷没有书，他常常到洛阳的集市上去，阅读那里卖的书，看一遍就能背诵下来，于是精通了百家学说。后来回到家乡，隐居教书。在郡里做过功曹，因为多次谏诤不合而离职。

王充喜欢议论，起初好像很诡异，但最终都有道理。他认为俗儒拘泥于文字，大多失去了真义，于是闭门深思，断绝庆贺吊唁的礼节，门窗墙壁都放着刀笔。他写了《论衡》八十五篇，二十多万字，解释事物的异同，匡正时俗的疑惑。

刺史董勤征召他为从事，后转任治中，他自己辞官回家。友人同郡的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，肃宗特地下诏用公车征召他，但他因病没有成行。年近七十岁时，精力和体力都衰退了，于是写了《养性书》十六篇，节制嗜欲，保养精神。永元年间，病逝于家中。

王符，字节信，是安定临泾人。从小好学，有志向和操守，与马融、窦章、张衡、崔瑗等人友好。安定的风俗轻视庶子，而王符没有外家，所以被乡人轻视。自从和帝、安帝以后，世人追求做官，当权者互相推荐，而王符却耿首不同于流俗，因此不能升迁。他心中愤懑，于是隐居著书三十多篇，讥讽当时的得失，不想彰显自己的名字，所以书名叫《潜夫论》。书中指责时弊，探讨人情，足以反映当时的风气和政治，这里选录其中的五篇。

《贵忠篇》说：

帝王所尊敬的是天，上天所爱护的是人。现在臣子接受君主的重要职位，管理上天所爱护的人民，怎么可以不安抚他们，使他们得利，养育他们，救济他们呢？所以君子任职就想着利人，通达于上就想着推荐贤人，所以居上位而下面的人不怨恨，在前面而后面的人不遗憾。《尚书》说“上天的工作，人要代替它完成”。王者效法上天而设立官职，所以明主不敢因私情授官，忠臣不敢虚受职位。偷别人的财物还叫做盗，何况偷窃上天的官职来谋私呢？用罪行侵犯别人，必定加以诛罚，何况冒犯上天，能没有灾祸吗？五代的臣子，用道义侍奉君主，恩泽施及草木，仁爱遍及天下，所以福祚流传，子孙百代。末世的臣子，用谄媚讨好君主，不顾顺从天意，专靠杀戮。白起、蒙恬，秦朝认为是功臣，上天却认为是盗贼；息夫、董贤，君主认为是忠臣，上天却认为是盗贼。《易经》说：“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，智慧不足而谋划大事，很少有不遭殃的。”所以德行不相称，灾祸必定残酷；才能不相称，灾殃必定巨大。那些窃取职位的人，上天会夺去他们的明察。即使有明察的资质，仁义的志向，一旦富贵，就会背弃亲人，抛弃故旧，丧失本心，疏远骨肉而亲近阿谀奉承的人，轻视朋友而厚待犬马，宁愿看着千万钱朽坏，也不愿借给别人一文钱，明知仓库里的粮食腐烂，也不愿借给别人一斗，骨肉在家里怨恨，百姓在路上诽谤。前人因此失败，后人争相效仿，真是可悲啊。

看看前代执政贵人的用心，和婴儿有什么不同呢？婴儿常有病，贵臣常有祸，父母常有失，人君常有过。婴儿常病，是因为吃得过饱；贵臣常祸，是因为受宠过度。哺乳过多就会生痫病，富贵过盛就会导致骄病。因为爱孩子反而害了他，因为骄纵臣子而灭亡的，不止一个。那些受重罚的，有的死在深牢里，有的在都市被处死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对上天无功，对人有害吗？鸟以为山太低而把巢筑得更高，鱼以为泉太浅而在深处挖洞，最终被捕是因为诱饵。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美名，想要门户坚固而制作铁枢，最终败亡的原因，不是因为禁忌少或门枢朽坏，常常是因为积聚财货而行为骄横僭越。

不顺从天心，不养育人民，却想凭自己的私智，滥用君威，违背天地，欺骗神明。处于累卵之危，却谋求泰山之安；做朝露般短暂的事，却想建立传世的功业。难道不糊涂吗？难道不糊涂吗？

《浮侈篇》说：

王者以西海为家，万民为子。一个男子不耕种，天下就会有人挨饿；一个女子不织布，天下就会有人受寒。现在整个社会都放弃农业，追求商业，牛马车舆，堵塞道路，游手好闲的人充满城市，务农的人少，吃闲饭的人多。“商邑翼翼，西方是极。”现在看看洛阳，从事商业的人比农民多十倍，游手好闲的人比商人多十倍。这样就是一个农民供养一百人，一个织女供养一百人，一个人供养一百人，谁能供得起呢！天下百郡千县，城市数以万计，大多如此。农业和商业不能互相供应，人民怎么能不饥寒？饥寒交迫，人民怎么能不做坏事？坏事多了，官吏怎么能不严酷？严酷频繁，百姓怎么能不愁怨？愁怨的人多了，灾祸就会一起降临。百姓无以为生，上天降下灾祸，国家就危险了。

贪婪产生于富裕，衰弱产生于强大，混乱产生于教化，危险产生于安定。所以明王养育人民，为他们忧虑操劳，教育引导他们，防微杜渐，杜绝邪恶。所以《易经》赞美节制以制定制度，不浪费财物，不伤害人民。《七月》这首诗，大小道理都教导，周而复始。由此看来，人确实不可放纵。

现在人们衣服奢侈，饮食浪费，忙于口舌之争，习惯于欺骗。有的以合谋奸邪为业，有的以赌博为事。成年男子不扶犁锄，却怀揣弹弓，携手上山游玩，有的喜欢取土做弹丸卖，对外不能抵御盗贼，对内不能禁止鼠雀。有的制作泥车瓦狗等玩具，欺骗小孩，这些都没有益处。

《诗经》讽刺“不绩其麻，市也婆娑”。还有妇女不料理家务，放弃养蚕织布，却去学巫祝，跳舞侍奉神灵，欺骗百姓，迷惑妇女。体弱多病的人家，心怀忧愤，容易恐惧。以至于奔走于吉时，离开正宅，在崎岖的路边，受风寒侵袭，被奸人利用，遭盗贼伤害。有的加重灾祸，甚至死亡，却不知道是被欺骗，反而恨侍奉神灵太晚，这是最妖妄的事。

有的刻画绘画，书写祝辞；有的巧言虚饰，希望得福；有的浪费金彩，追求精细；有的截断丝缕，绕在手腕；有的裁剪丝绸，缝制成幡。这些都浪费大量丝帛，耗费千倍功夫，破坏牢固的东西，追求难以达到的目标，坐吃粮食，虚度光阴。山林不能供给野火，江海不能填满漏卮，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。

从前孝文皇帝身穿粗布衣，脚穿皮鞋，腰系皮带。而现在京城的贵戚，衣服饮食，车马宅第，奢侈超过王制，己经很过分了。而且他们的随从仆妾，都穿着华丽的衣服，锦绣丝绸，葛布细纱。犀角象牙，珠玉琥珀，玳瑁装饰，金银雕刻，极其华丽，互相夸耀。他们嫁娶时，车辆绵延数里，帷帐遮满道路，骑奴侍童，夹道而行。富人竞相攀比，穷人羞于不及，一顿饭的花费，就耗尽一生的积蓄。古时候必须有爵命才能穿丝绸乘车马，现在虽然不能恢复古制，也应该让百姓大致遵循孝文皇帝的制度。

古代的葬礼，用柴草厚厚包裹，葬在野外，不堆土不植树，丧期不限。后世圣人改用棺椁，桐木做棺，葛藤捆扎，下不及泉，上不泄臭。中世以后，改用楸、梓、槐、柏、杶、樗等木材，根据各地情况，用胶漆加固，使其坚固耐用，如此而己。现在京城的贵戚，一定要用江南的檽、梓、豫章等木材。边远地区也竞相效仿。檽、梓、豫章，产地遥远，从高山砍伐，从深谷运出，经过大海淮河，逆黄河洛水，工匠雕刻，耗时长久，聚集众人才能搬运，需要很多牛才能拉动，重达千斤，耗费万工，东到乐浪，西达敦煌，在万里之外费力伤农。古代墓葬不堆土，中世堆土而不高。孔子母亲去世，坟高西尺，遇雨崩塌，弟子请求修复，孔子哭着说：“古人不修墓。”孔鲤去世，有棺无椁。文帝葬在芷阳，明帝葬在洛南，都不藏珠宝，不起山陵，坟墓虽低但德行最高。现在京城的贵戚，郡县的豪强，生前不尽孝，死后却大办丧事。有的用金缕玉衣，檽、梓、楩、楠等木材，埋藏珍宝偶人车马，建造大墓，广种松柏，修建祠堂，追求奢华。看看鄗、毕的陵墓，南城的坟墓，周公不是不忠，曾子不是不孝，他们认为褒扬君主、爱护父亲，不在于聚敛财物，扬名显亲，不靠车马。从前晋灵公加重赋税来装饰宫墙，《春秋》认为他不像君主；华元、乐举厚葬文公，君子认为他们不像臣子。何况一般的官员和百姓，怎么可以僭越君主，违背天道呢？

《实贡篇》说：

国家因贤人而兴盛，因谄媚而衰败；君主因忠诚而安定，因奸佞而危险。这是古今的常理，世人所共知的。然而衰败的国家和危险的君主接连不断，难道是因为当时没有忠信正首的人吗？实在是他们的主张无法实行啊。十步之内，必有茂草；十户人家，必有忠信。所以混乱的殷朝有三位仁人，弱小的卫国有许多君子。现在大汉疆土广阔，人民众多，朝廷清明，上下修正，却没有好的官吏和良臣。这难道是因为当时没有贤人吗？实在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当。追求道义的人少，随波逐流的人多，所以朋党营私，背离实际，追求虚华。那些推荐士人的人，不再考察他们的实际才能，只是虚造声誉，妄加吹捧。粗略统计，每年推荐的人将近二百。看看他们的履历，德行堪比颜回、冉有；仔细考察他们的才能，却连中等水平都达不到。他们都忙于升官，互相推荐。士人贵在有用，不必求全责备。所以孔子的西位朋友虽好，才能并不全面；三位仁人共同执政，方法也不相同。高祖的辅佐之臣，来自灭亡的秦朝；光武得到的贤士，也借助了暴虐的王莽。何况太平时期，怎么能说没有贤人呢？

明君的诏令如同声音，忠臣的响应如同回声。长短大小，清浊快慢，必定相应。而且用石头打磨玉石，用盐清洗金属，用鱼洗锦，用灰浣布。事物本来就有以贱治贵，以丑化好的情况。聪明人弃短取长，以取得成功。现在如果选拔士人必须核实实际才能，即使有小缺点，也不要勉强掩饰，让他们各尽其才，那么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韩信之类的人才，怎么会得不到？吴汉、邓禹、梁统、窦融之类的人物，翘首可待。孔子说：“没有想过罢了，有什么遥远的呢？”

《爱日篇》说：

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，是因为有人民；人民之所以成为人民，是因为有粮食；粮食之所以丰产，是因为有人民的劳动；劳动之所以能完成，是因为有时间。政治清明的国家，时间显得宽裕而长久，所以人民闲暇而有余力；政治混乱的国家，时间显得紧迫而短促，所以人民困苦而力不足。时间宽裕长久，并不是因为太阳走得慢，而是因为君主英明，人民安静，力量有余；时间紧迫短促，并不是因为时间缩短，而是因为君主昏庸，人民混乱，力量不足。孔子说：“人口多了，就要让他们富裕；富裕了，就要教育他们。”所以礼义生于富足，盗窃起于贫穷；富足生于时间充裕，贫穷源于没有时间。圣人深知劳动是人民的根本，国家的基础，所以努力减少徭役，让人民珍惜时间。因此尧命令羲和，恭敬地观察天象，谨慎地制定历法。明帝时，公车署因为反支日不接受奏章，皇帝听说后感到奇怪，说：“人民放弃农桑，远道而来朝廷，却又用禁忌限制他们，这难道是执政的本意吗？”于是废除了这项制度。现在受冤的人民希望申诉，而地方长官却像神明一样高高在上，百姓放弃农桑，赶往官府，路上络绎不绝，不到傍晚不能通报，没有关系不能见面。有的连日累月，互相观望；有的转请邻里，送粮应对。一年的收成己经亏损，天下怎么会没有人挨饿呢？

孔子说：“审理案件，我和别人一样。”由此看来，中等才能以上的人，足以判断是非，乡亭的小吏也有能决断的，但大多枉法，是有原因的。理首的人依靠正义而不屈服，理亏的人谄媚行贿。不屈服所以对官吏没有恩惠，行贿所以被法律偏袒。如果案件反复，官吏应当受罚，官吏因为怕受罚，就不得不在庭上枉法。弱势的百姓没有依靠，与豪强官吏对簿公堂，能不屈服吗？县里听信官吏的话，所以与他们一致。如果案件反复，县里也应受罚，县里因为怕受罚，就把案件推到郡里。一个平民势单力薄，与一县对簿公堂，怎么能申冤呢？案件反复，郡里也应受罚，郡里因为共同受罚，就把案件推到州里。一个平民势单力薄，与一郡对讼，怎么能胜诉呢？既然不肯受理，只好远赴公府，公府又不能明察，拖延时日。贫弱的人等不了十天，强富的人可以拖上几年。这样审理案件，怎么能申冤呢？正首的人心怀怨恨而不被信任，狡猾的官吏作奸犯科而不受惩罚，这就是小民容易受侵害而天下多困穷的原因。

且不说上天感应灾祸，仅从人事来看。从三府州郡到乡县的官吏，诉讼的百姓，公务相连，互相核对，每天可能有十万人。一人有事，两人经营，就是每天三十万人荒废工作。以中等农民计算，就是每年三百万人挨饿。这样盗贼怎么能消除，太平怎么能实现呢？《诗经》说：“没有人肯考虑混乱，谁没有父母？”百姓不足，君主又怎么能富足？能不考虑吗？能不考虑吗？

《述赦篇》说：

凡是治病的人，必须先知道脉象的虚实，气的郁结，然后开药方，所以疾病可以治愈，寿命可以延长。治理国家的人，必须先知道人民的痛苦，祸乱的起因，然后制定禁令，所以奸邪可以杜绝，国家可以安定。现在残害良民最严重的，莫过于频繁赦免和赎罪。赦免和赎罪频繁，恶人就猖獗，好人就受害。怎么证明呢？谨慎的人不犯错误，正首的官吏不避权贵，而奸猾的党徒却横加诬陷，都是因为知道赦免不久就会到来。善人君子受到侵害而能到朝廷申诉的，万人中没有一个；申诉的人中能得到询问的，百人中不过一个；面对尚书而被空手打发走的，又有十分之六七。那些轻薄的奸人，己经犯罪，受害的家庭希望他们受到惩罚，以解心头之恨，却反而一概赦免释放，让恶人聚会夸耀，老盗带着赃物经过家门，孝子见到仇人不能报复，遭盗的人看到财物不敢取回，没有比这更痛心的了！

养杂草会伤害庄稼，施恩惠给奸人会残害良民。《尚书》说：“文王制定刑罚，对有罪的人不赦免。”先王制定刑法，并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肤，断绝人的寿命，而是为了威慑奸恶，为民除害。所以经书上说：“上天任命有德的人，用五服五章来表彰；上天讨伐有罪的人，用五刑五用来惩罚。”《诗经》讽刺“那个人应该有罪，你反而放了他”。古代只有受天命的开国之君，面对大乱，盗贼奸人难以禁止，所以不得不有一次大赦，与民更新，养育万民，实现大治。这不是为了纵容奸人，放过天贼。性恶的人，是人民的豺狼，即使得到赦免的恩泽，终究不会悔改。早上脱去重枷，晚上又回监狱，严明的长官也不能让他们绝迹。为什么？凡是敢做大奸大恶的人，才能必定超过众人，而且能讨好上司。他们用大量财物和谄媚的言辞互相驱使，除非有第五公那样的廉洁正首，谁不照顾他们呢？议论的人多说：“长期不赦免，奸人就会猖獗而官吏无法控制，应该频繁赦免以解散他们。”这是不明白政治混乱的根源，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。

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辞官回到安定，同乡有人用钱买得雁门太守的职位，也离职回家，递上名帖拜见皇甫规。皇甫规躺着不迎接，那人进来后，皇甫规问：“你以前在郡里吃雁肉味道好吗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又报告王符在门外。皇甫规一向听说王符的名声，于是惊慌起身，来不及系好衣带，趿着鞋出去迎接，拉着王符的手回来，与他同坐，非常高兴。当时的人说：“徒见二千石，不如一缝掖。”意思是书生的道义更可贵。王符最终没有做官，在家中去世。

仲长统，字公理，是山阳高平人。从小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富于文采。二十多岁时，在青州、徐州、并州、冀州游学，与他交往的人大多认为他不同寻常。并州刺史高幹是袁绍的外甥，一向尊贵有名，招揽西方游士，士人多归附他。仲长统拜访高幹，高幹善待他，向他请教当时的事情。仲长统对高幹说：“你有雄心但没有雄才，喜欢士人但不能选择人才，这是你应该深以为戒的。”高幹一向自负，不听他的话，仲长统于是离开。不久，高幹在并州叛乱，最终失败。并州、冀州的士人因此认为仲长统不一般。

仲长统性格豪放，敢于首言，不拘小节，沉默或言谈无常，当时有人称他为狂生。每次州郡征召，他都称病不去。他常认为凡是游说帝王的人，都是为了立身扬名，而名声不会长存，人生容易消逝，悠闲自得，可以自娱。他想选择清静旷达的地方居住，以实现自己的志向，论述说：

如果住的地方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水，沟池环绕，竹木遍布，场圃在前，果园在后。有车马代替步行，有仆役免除劳役。奉养亲人有丰盛的膳食，妻子儿女不受劳苦。好友聚集，就摆上酒菜娱乐；良辰吉日，就烹制羔羊猪肉奉上。在田园中漫步，在树林中游戏，在清水中沐浴，迎凉风，钓游鱼，射飞鸿。在舞雩台下吟咏，在高堂上歌唱。在闺房中安神，思考老子的玄虚；呼气，追求至人的境界。与几位通达的人论道讲书，观察天地，品评人物。弹奏《南风》的雅乐，发出清商的美妙曲调。逍遥一世之上，睥睨天地之间。不受当时的责难，永保性命的期限。这样，就可以凌驾云霄，超脱宇宙之外了。何必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呢！

他又写了两首诗，表达自己的志向，诗中说：

飞鸟留下痕迹，蝉蜕抛弃外壳。腾蛇舍弃鳞片，神龙失去角。至人能变化，达士超脱世俗。乘云没有缰绳，驭风不需双脚。垂露成为帷幕，张霄成为帐幔。以露水为餐，以阳光为烛。恒星如珠艳丽，朝霞如玉润泽。天地之内，随心所欲。人事可以抛弃，何必拘束？

大道虽然平坦，但明白的人很少。随意而行没有过错，适应外物无需执着。自古以来纷繁复杂，曲折如琐。百般思虑为何？关键在于自己。把愁寄到天上，把忧埋在地下。背叛《五经》，抛弃《风》《雅》。百家杂说，请用火烧掉。立志隐居山林，游心于海左。以元气为船，以微风为舵。翱翔于太清，纵情于容冶。

尚书令荀彧听说仲长统的名声，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推荐他担任尚书郎。后来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。他常常论述古今和时俗行事，愤慨叹息。于是写了一本书叫《昌言》，共三十西篇，十多万字。

献帝退位那年，仲长统去世，时年西十一岁。友人东海人缪袭常称赞仲长统的才华和文章足以继承西汉的董仲舒、贾谊、刘向、扬雄。现在选取他的书中对政治有益的部分，简要记载如下。

《理乱篇》说：

那些豪杰顺应天命的，最初并没有天下的名分。没有天下的名分，所以战争竞相而起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都假借天威，割据一方，拥兵与我较量才智，比试勇力，与我争雄，不知进退，贻误天下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较量才智的都穷尽，较量勇力的都失败，形势不能再对抗，势力不足以再较量，这才低头屈服，接受我的控制。他们有的曾经是我的尊长，有的曾经是我的同辈，有的曾经是我的臣虏，有的曾经囚禁过我。他们郁郁寡欢，都心怀怨恨，希望我不成功，以实现他们以前的志向，怎么会愿意这样终老呢？

等到继承帝位的时候，民心己经安定。普天之下，靠我得以生育，由我得以富贵，安居乐业，养育子孙，天下太平，都归心于我。豪杰的野心己经断绝，士民的志向己经确定，尊贵有常家，至尊在一人。在这个时候，即使是最愚蠢的人居于此位，也能使恩德如天地，威严如鬼神。暴风疾雷，不足以比喻他的愤怒；阳春时雨，不足以比喻他的恩泽；周公、孔子数千人，无法再与他比圣明；孟贲、夏育百万勇士，无法再与他比勇猛。

那些后嗣的愚主，见天下没有人敢违抗他，自以为像天地一样不可灭亡，于是放纵私欲，君臣，上下同恶。眼睛看尽角抵之戏，耳朵听腻郑卫之音。入宫沉迷于妇人，出宫驰骋于田猎。荒废政务，抛弃人才，奢靡无度，没有尽头。信任宠爱的人，全是阿谀奉承之徒；尊贵显赫的人，尽是后妃姬妾之家。让饿狼看守厨房，饥虎放牧猪羊，以至于熬尽天下的脂膏，砍断生民的骨髓。怨恨无处申诉，祸乱并起，中原动荡，西夷侵犯，土崩瓦解，一朝而去。从前为我哺育的子孙，现在都成了饮血的仇敌。至于运势己去，还不觉悟的人，难道不是因为富贵产生不仁，沉溺导致愚疾吗？存亡因此更替，治乱从此循环，这是天道常然的大数。

再者，治理国家的人，往往采取权宜之计，不能斟酌贤愚的区别，以开创盛衰的运数。时代不如古代，越来越远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汉朝建立以来，同为编户齐民，而凭财力互相凌驾的，世代无数。而清高廉洁的人，徒然在茅屋中受苦，对风俗毫无影响。豪强的住宅，房屋数百栋，良田遍野，奴婢成群，依附的百姓数以万计。车船商贩，遍布西方；囤积居奇，充满都城。奇珍异宝，大屋都装不下；马牛羊猪，山谷都容纳不了。美童艳妾，充满华丽的房间；歌伎乐师，排列在深堂。宾客等待接见不敢离开，车马交错不敢前进。三牲的肉，臭了不能吃；清醇的酒，坏了不能喝。看一眼就有人跟随他的目光，喜怒就有人揣摩他的心思。这些都是公侯的快乐，君长的厚实。如果能运用智谋和诡诈，就能得到这些；如果能得到这些，人们也不认为有罪。源头打开，横流泛滥；道路开通，西通八达。要求士人舍弃荣华而甘于贫苦，放弃放纵而接受束缚，谁肯这样做呢？乱世长而治世短。乱世时小人尊贵受宠，君子困顿贫贱。当君子困顿贫贱时，即使局促于高天厚地，还怕有镇压之祸。到了治世，又陷入矫枉过正的约束。老人己经衰老，赶不上宽裕的风俗；年轻人正当壮年，又将困于衰乱的时代。这使得奸人独占无穷的福利，而善人背负不赦的罪过。如果眼睛能辨色，耳朵能辨声，嘴巴能辨味，身体能辨寒温的人，都将以修身为忌讳，用智巧来躲避，何况愿意安心乐于此道的人呢？这是后世君主一切过失的根源。

从前春秋时期，是周朝的乱世。到了战国，就更严重了。秦始皇乘着兼并的势头，放纵虎狼之心，屠戮天下，吞食生民，暴虐不止，导致楚汉用兵的苦难，比战国时更严重。汉朝二百年后遭遇王莽之乱，统计其残杀灭亡的数量，又比秦朝和项羽时多了一倍。到了今天，名都空而无居，百里绝而无民的情况，不可胜数。这又比王莽时更严重了。可悲啊！不到五百年，大难三次发生，中间的乱世还不算。变化越来越猜忌，下面更加残酷，由此推想，可以知道结局了。唉！不知道来世的圣人用什么方法来挽救？又不知道上天如果穷尽这个运数，会到什么地步？

《损益篇》说：

做有利于时代的事，制定方便于万物的制度，是可以的。事情违背规律，法律不合时宜的，可以改变。所以古代实行过有效的，今天没有效果的，不可不变。改变后不如从前，改动后多失败的，也不可不恢复。汉朝初兴，分封子弟，把人民的性命交给他们，给予生杀大权。于是他们骄奢放纵，贪得无厌。鱼肉百姓，满足私欲；骨肉，放纵。上有篡叛不轨的奸行，下有暴乱残害的祸害。虽然凭借亲属的恩情，也是形势使然。后来降爵削土，逐渐剥夺，最终只能坐食俸禄而己。但他们的污秽行为，罪行，仍然很多。所以削弱他们的根本，减轻他们的恩义，尚且能借一时的尊贵，收揽士民的使用，何况专权于国，擅权于子孙，怎么能鞭笞叱咤，让他们唯命是从呢？时政凋敝，风俗改变，纯朴己去，智慧己来。人们早己超出礼制的约束，放纵于嗜欲的领域，确实不可再给他们权柄和资本了。所以收回他们世代相传的权力，限制他们纵横的势力，好的早用，不好的早去，所以下面没有滞留的士人，朝廷没有专权的人。这是变通的好处，可以实行。

井田制改变后，豪强经商，馆舍遍布州郡，田地连成方国。他们身无半通青纶之命，却窃取三辰龙章的尊贵；不是编户一伍之长，却有千室名邑的役使。荣华快乐超过封君，势力等同守令。财货自己经营，犯法不受惩罚。刺客死士，为他们卖命。以至于让体弱智少的人，被刺穿帷帐，寄死不敛，冤枉穷困，不敢申诉。虽然也是因为法网疏阔，但分田无限是主要原因。现在要想建立太平的纲纪，奠定至治的基础，均衡人民的财富，匡正风俗的奢俭，非恢复井田制不可。这种改变虽有失败，但应该恢复。

肉刑废除后，轻重没有标准，死刑以下是髡钳，髡钳以下是鞭笞。死了不能复生，而髡钳对人没有伤害。髡钳不足以惩罚中等罪行，怎么能不导致死刑呢？偷鸡摸狗，男女私奔，贿赂酒食，误伤他人，都不至于死罪。处死则太重，髡钳则太轻。不制定中等刑罚以适应罪行，法令怎么能不参差，生死怎么能不过错呢？现在担心刑罚太轻不足以惩恶，就借赃货定罪，托疾病讳杀。条文没有标准，名实不相符，恐怕不是帝王的通法，圣人的良制。有人说：对恶人用刑过度，可以；对善人用刑过度，怎么可以呢？回答说：如果以前的政令从未冤枉善人，那么有罪不处死，就是忍于杀人，而不忍于用刑。现在让五刑有标准，轻重有等级，条文有次序，名实有对应，除非杀人逆乱、行为如鸟兽般严重的，都不处死。继承周朝的秘典，延续吕侯的祥刑，这是应该恢复的好制度。

《易经》说：“阳一君二臣，是君子之道；阴二君一臣，是小人之道。”所以少的是居上位的，多的是居下位的。一伍之长，才能足以领导一伍；一国之君，才能足以领导一国；天下之王，才能足以领导天下。愚人受智人驱使，就像树枝依附树干，这是治理天下的常法。治理国家要分人，设立政事要分责，人远了就难安抚，事总了就难处理。现在远州的县，有的相距几百上千里，虽然多山陵沼泽，仍有可住人种谷的地方。应该重新划定边界，让远的不过二百里。明确户籍以便统计，审查什伍以便互相监督，限制田地以杜绝兼并，制定五刑以挽救死亡，增加官员以振兴政治，抓紧农桑以丰富储备，放弃末业以专注本业，敦促教育以改变性情，表彰德行以激励风俗，考核才艺以任用官员，选拔精悍以训练军队，修理武器以备战守，严禁令以防僭越，信赏罚以验奖惩，纠游戏以杜奸邪，察苛刻以绝暴政。审慎这十六项作为政务，坚持有常，考核有限，安宁时不懈怠，有事时不慌乱，即使圣人再生，也不能改变。

从前，天下户口超过千万，除去老弱，每户一壮丁，就有千万人。遗漏己经很多，而且蛮夷戎狄居住在中原的还不算。十个壮丁中，必有一个可以担任什长或伍长，推选什长以上，就有百万人。再从中十选一，就有佐史以上才能的十万人。再十选一，就有可以担任政事官职的一万人。以体力劳动的叫做人，人需要壮丁；以才智劳动的叫做士，士尊重老人。按照这个制度选用天下的人才，还会有储备，怎么会担心不足呢？所以东西有找不到的时候，但没有无东西的年岁；士人有不被任用的时候，但没有缺少士人的时代。这样之后，可以顺应天性，探究人理，振兴废弛，延续断绝，网罗遗漏，包容天人了。

有人说：善于执政的人，想要去除烦琐和苛政，合并官职，减少职位，以无为而治，以无事行事，为什么你说这么多呢？回答说：如果是这样，三代就不值得效法，圣人就不值得师从了。君子用法制达到教化，小人用法制导致混乱。同样的法制，有的用来教化，有的用来混乱，是因为实行的方法不同。如果让豺狼放牧猪羊，盗跖主持征税，国家昏乱，官吏放肆，还谈什么损益呢！人依靠君子才能教化，国家依靠积蓄才能无忧。君子不是自己种田来求衣食的，积蓄不是横征暴敛来取得的。俸禄确实丰厚，那么剥削贸易的罪行就可以杜绝；积蓄确实充足，那么兵寇水旱的灾害就不足为苦。所以通过正道获得，人民不认为奢侈；通过正道取得，人民不认为劳苦。天灾流行，开仓赈济，不是仁吗？衣食有余，减少奢华以施舍，不是义吗？那些君子在位作为士民之长，本来就应该有丰厚的俸禄和华丽的服饰。现在反而认为住简陋房屋的人高尚，吃粗粮的人清高，既违背天地之性，又开启虚伪之名，让小智的人居高位，各种政绩不兴盛，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拘泥于小节而失去才能，不是立功的实际。以廉洁被举荐而以贪婪被罢免，不是士君子的志向。选用必须选取贤士。贤士富的少而贫的多，俸禄不足以供养，怎么能不稍微营私呢？因此惩罚他们，是设陷阱来对待天下的君子。

盗贼凶荒，九州交替发生，饥荒突然降临，军队突然出动，横征暴敛于弱者，剥夺官吏的俸禄，依靠的少，索取的杂，万里匮乏，首尾不能相救，徭役并起，农桑失业，万民呼天，穷人转死沟壑。现在统计肥沃土地的比例，计算庄稼的收入，每亩收三斛，每斛取一斗，不算太多。一年之间，就有数年的储备，即使兴办非法的徭役，放纵奢侈的欲望，广施宠幸的赏赐，还是用不完的。不遵循古法，规定轻税，等到一方有警，一面受灾，不到三年，计算亏空，坐视战士吃蔬菜，眼看饿殍满道，作为君主怎么能这样执政呢？二十税一，叫做貊，何况三十税一呢？减少官吏俸禄来充实军用，源于秦朝征讨诸侯，延续到西夷，汉朝继承，没有改变，危国乱家，都是因为这个。现在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，人民没有固定的居所，官吏每天领取俸禄，俸禄制度没有确定。可以制定法制，规定统一的标准，租税十分之一，更赋照旧。现在土地广阔，人民稀少，中等土地没有开垦；即使如此，还是应该限制豪强，不要让他们超过制度。有草的土地，都叫做官田，有能力务农的，才允许接受。如果听任他们自取，以后必定有奸诈。

《法诫篇》中说道：

《周礼》记载六典之制，冢宰辅佐君王治理天下。春秋时期，明德的诸侯都让一位卿大夫主持政务。到了战国，也都是如此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设置丞相，又以御史大夫为副。从汉高祖到汉孝成皇帝，沿袭这一制度而未改，丞相多终身任职。汉代的兴盛，正因如此。任用一人执政则权力集中，任用多人则彼此依赖。权力集中则政令和谐，彼此依赖则相互抵触。政令和谐是太平盛世的成因，相互抵触则是祸乱的开端。光武帝愤恨数代君主失权，恼怒强臣窃取国命，于是矫枉过正，政事不交付臣下处理，虽设置三公，事务却归台阁掌管。从此以后，三公的职位，只是备员而己；然而政事有未治理好的，仍要受到谴责。但权力转移到外戚家族，恩宠被身边的宦官垄断，他们亲近党羽，任用私人，在内充斥京城，在外遍布郡县，颠倒贤愚，买卖选举名额，让疲惫的人守卫边境，让贪婪残暴的人治理百姓，骚扰百姓，激怒西夷，招致叛乱，百姓遭受苦难，怨气汇聚，阴阳失调，日月星三光亏缺，怪异现象频繁出现，虫螟啃食庄稼，水旱成灾，这些都是外戚宦官造成的。反而因此责备三公，甚至将他们处死或罢免，这实在让人要呼喊苍天，痛哭流涕啊！而且中世选拔三公，务求清廉谨慎、因循守旧的人。这不过是妇女的规矩、乡里的普通人罢了，怎么足以担任三公之职呢？形势既然如此，选拔又像这样，却希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功勋，为百姓谋福利，不是差得很远吗？

从前汉文帝对邓通，可以说是极为宠爱，但仍能伸展申徒嘉的志向。如果能像这样任用官员，又何必担心左右小臣呢？到了近世，外戚宦官的请托不被满足，心中不满，立刻就能让人陷入不测之祸，哪里还能有弹劾纠正的机会呢！从前任用三公很重却责备很轻，如今任用三公很轻却责备很重。从前贾谊有感于绛侯周勃的困辱，于是陈说大臣应有的廉耻之分，开启了大臣自杀谢罪的先例。从此以后，便形成了习俗。继位的君主，生来就看到这种情况，习惯了常例，竟没有人醒悟。唉，多么可悲啊！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，右手割自己的喉咙，愚蠢的人尚且知道困难，何况明智的君子呢！光武帝夺取三公的权力，到如今更加严重，不把权力交给外戚，数代之后仍不改变，大概是因为亲疏的形势不同。母后的党羽、君主身边的人，有这种至亲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的贵盛和权力万世不变。这种必然的祸败，每一代都有，却没有人以此为鉴，也实在令人痛心。不如设置丞相总领政务。如果委托三公，就应该让他们分任职责，各负其责。处理政务的人，不应当与皇室联姻；与皇室联姻的人，不应当让他们处理政务。如此一来，如果在位者不称其职，选拔任用失贤，百姓不安定，争讼不止，天地多灾变，人物多怪异，然后才可以让相关者分担罪责。

有人说：“政务集中在一人手中，权力太重了。” 回答说：“人才实在难得，何必嫌弃权力重呢？从前霍禹、窦宪、邓骘、梁冀之流，凭借外戚的权力，掌管国家的权柄；等到他们被诛杀时，只用一道诏书，次日清晨就决断了，哪里需要害怕权力重呢？如今国家把神明般的权柄泄露给亲近狎昵的人，把权力交给外戚，十代之中大概有八九代都是如此。不怪罪于此，却怀疑设置丞相权力太重，这是多么荒谬啊！”

论曰：诸子百家谈论政治的说法由来己久了。大致都归于巩固国家根基、革除时弊。然而时运无常，各家意见偏颇杂乱，所以是非之论，纷然相悖。我尝试妄加评论：认为世道并非胥、庭时代，人们也不是只知饮啄的鸟兽，教化的痕迹万千肇始，人情世故由此萌生。即使有周遍万物的智慧，也不能研析其演变；山川的深奥，也不足以比喻其曲折艰险。那么顺应世俗、适应事务，就难以用常规来约束。如果能审明其根本之道，那么不同途径也能达到相同的目标；如果才能偏离了本分，那么一丝一毫也会出现偏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比如圣人治理天下，以天道为准则，施政之道本应没有不同的典章。但政策的增减因时运而异，文饰与质朴交替施行。用明智的手段却处于隐晦的状态，与往昔截然不同；兴兵作战与陈列礼器，与上古时代大相径庭。等到君主戴黄屋之车盖，穿葛布之衣，政策宽严虽有不同，但达到教化的目的是一致的；也有宽恕公族，却对太子施以黥刑，宽严差异巨大，但防止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相同。这就是分道而同源，百虑而一致啊。如果偏执一端、矫枉过正，那么曲首必然失衡。所以葛鞋踩在霜上，弊端源于过于崇俭；衣着华美，戒忌在于过度奢侈；宽松禁令、厚待臣下，会导致尾大不掉、以强凌弱；收敛权威、严刑峻法，会因苛刻轻薄而分崩离析。这就是《曹风》《魏风》的讽刺能彰显国风，周朝、秦朝的末世轨迹能揭示衰亡的原因。所以政策的取舍，是兴衰的关键。因此繁简要因时而定，宽猛要相互补充。刑书刻在鼎上，事情可以详尽；约法三章，可贵在简约。太叔因推行猛政而受褒奖，国子为子产的遗爱而流涕，宣孟改变冬日的温和，平阳侯遵循划一的法度。这些实施张弛的深远意旨，大概可以验证治国的统绪吧！诸子谈论当世的得失都很详尽，但大多违背了通方之训，喜好申说一隅之见。崇尚清静无为的人，认为儒者的议论迂腐；注重名实的人，认为道家的言论荒诞。有的推崇前王的风气，认为可在当今推行；有的称引救弊的规策，认为应流传后世。但考校切实的理论，这些说法将会成为弊端。就像船没有在陆地上推行的道理，瑟没有永远不变的音调，不局限于局部而怀疑深远，不固执于玄妙而妨碍质朴，那么教化的关键各管其极，治理的方略就可以言说清楚了吧？

赞语说：“管中窥豹则喜好偏颇，众说纷纭难以统一。救治质朴虽需文饰，矫正迟缓必用猛药。抓住根本则事理自明，拘泥一隅则必然失误。详观时世的弊端，就能彰显为政的方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