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0章 郑范陈贾张列传

郑兴：郑兴字少赣，是河南开封人。年轻时学习《公羊春秋》。晚年擅长《左氏传》，于是精心钻研、深入思考，透彻地理解了其中的意旨，一同学习的人都把他当作老师。王莽天凤年间，他带领门人跟从刘歆讲解订正经书中的大义，刘歆欣赏郑兴的才华，让他撰写条例、章句、传诂，还让他校对《三统历》。

更始帝刘玄即位后，让司首李松代行丞相事务，李松先进入长安，李松任命郑兴为长史，让他回去迎接更始帝迁都。更始帝的各位将领都是崤山以东的人，都劝更始帝留在洛阳。郑兴劝说更始帝道：“陛下从荆楚地区起兵，政令还没有施行，一下子就建立了帝号，而崤山以西的英雄豪杰争着诛杀王莽，打开关塞在郊外迎接陛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天下人共同遭受王莽的暴政之苦，而怀念汉高祖的旧日恩德啊。现在长时间不前去安抚他们，我担心百姓会离心离德，盗贼又会兴起了。《春秋》记载‘齐小白进入齐国’，不称他为侯，是因为他没有朝拜宗庙的缘故。如今议论的人想要先平定赤眉军然后再进入关中，这是不懂得事情的根本却去争夺细枝末节，我担心国家的防守会转移到函谷关，即使您安卧在洛阳，难道就能高枕无忧吗？” 更始帝说：“我决定向西进军了。” 于是任命郑兴为谏议大夫，派他去安抚关西以及朔方、凉州、益州三州，回来后又任命他为凉州刺史。恰逢天水发生叛乱，叛军攻打并杀死了郡守，郑兴因受牵连而被免职。

当时赤眉军进入关中，东边的道路不通，郑兴于是向西归附了隗嚣，隗嚣虚心地以礼相请，而郑兴以受他屈用为耻，就称病不起。隗嚣自高自大、自我粉饰，常常认为自己是再世的周文王，于是和各位将领商议自立为王。郑兴听说后就劝隗嚣说：“《春秋传》说：‘嘴里不说忠信的话就是奸邪，耳朵不听五音和谐的声音就是耳聋。’近来各位将领集会，恐怕说了些不忠信的话吧；大将军您的听闻，恐怕也有所偏袒而没有明察吧？从前周文王继承了历代积累的德行，再加上他的圣明，拥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，尚且还侍奉殷商。等到周武王即位，八百诸侯没有事先商议就一同聚会，都说‘商纣王可以讨伐了’，周武王因为还不知道天命如何，就带兵回去等待时机。汉高祖征战多年，仍然以沛公的身份率领军队。如今您虽然品德高尚，然而世上己没有周朝那样的国运，您的威望谋略虽然得到彰显，却没有汉高祖那样的功绩，而想要做那不可做的事情，明显地会招致祸患，恐怕不可以吧？希望将军您仔细考虑。” 隗嚣最终没有称王。后来隗嚣又大量设置官职，来抬高自己的地位。郑兴又劝阻隗嚣说：“中郎将、太中大夫、使持节这些官职都是帝王所设置的，不是臣子所应当擅自设置的。孔子说：‘只有器物和名位，不可以随便给予别人。’不可以给予别人的东西，当然也不可以从别人那里接受。这样做对实际没有好处，却会损害您的名声，这不是尊崇君主的做法啊。” 隗嚣对这件事感到不满，但还是停止了这种做法。

等到隗嚣派儿子隗恂到朝廷去做人质，隗恂将要出发时，郑兴通过隗恂请求回去安葬父母，隗嚣不答应，还迁移了郑兴的住处，增加了他的俸禄和礼遇。郑兴去拜见隗嚣说：“以前遭遇赤眉军的祸乱，因为将军您是我的老朋友，所以我才敢归附到您这品德高尚的人这里。有幸承蒙您像天地一样包容的恩德，又能够保全我的性命。我听说侍奉父母的道理，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以礼侍奉，去世后要以礼安葬，以礼祭祀，我一首遵行这些道理，不敢有所违背。如今我的父母还没有安葬，请允许我告老还乡，如果因为增加俸禄、迁移住处，中途又让我停留在这里，这就是把父母当作诱饵，实在是太无礼了，将军您怎么能这样做呢！” 隗嚣说：“是我不值得您留下来吗？” 郑兴说：“将军您占据着七个郡的土地，拥有羌胡等少数民族的部众，来拥戴汉朝，您的恩德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，您的威望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在外您就是独掌大权的使者，入朝您必定是能担当重任的大臣。我郑兴，是个随顺世俗的人，不敢深居简出、独处一隅，依靠将军您来寻求进取，不担心不能显达，依靠将军您来进入朝廷，不担心不能亲近君主，这是我的想法，并没有违背将军您啊。我只是为了请求安葬父母，这是不能停止的事情，我希望留下妻子儿女，独自回去安葬父母，将军您又有什么可猜疑的呢？” 隗嚣说：“太好了。” 于是急忙为他置办行装，最终让他和妻子儿女一起向东回去了。当时是建武六年。

侍御史杜林先前和郑兴一同客居在陇右，于是就举荐他说：“我私下里看到河南的郑兴，坚守道义，坚定不移，喜爱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喜好古代文化，知识渊博，遇到疑惑的事情也不感到困惑，有公孙侨、观射父那样的品德，应该侍奉在皇帝身边，掌管机密事务。从前张仲在周朝时，辅佐周宣王，使周宣王得以安定，诗人因此感到喜悦。希望陛下留意听取我的建议，稍加考察，这对国家会有很大的帮助。” 于是朝廷征召郑兴为太中大夫。

第二年三月的最后一天，发生了日食。郑兴趁机上疏说：

《春秋》认为上天违反时令就是灾祸，大地违反万物生长的规律就是怪异现象，人违反道德就是祸乱，有了祸乱就会产生怪异和灾祸。近年来，灾异和责罚接连出现，想来大概是执事官员们有一些过失吧。考察《春秋》中 “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初一，发生了日食” 的记载。传文说：“太阳过了春分点而还没有到夏至点，日、月、星三辰出现灾异，在这时，百官要减少服饰，国君不举行盛大的宴会，要避开正寝一段时间，乐官击鼓，太祝使用币帛，史官宣读祝辞。” 如今是孟夏时节，正是阳气纯正旺盛的时候，阴气还没有产生，这时发生日食，灾祸尤其严重。国家如果没有好的政治，那么灾异就会在日月上显现出来，灾异和责罚的到来，不能不慎重对待，其中的关键在于顺应人心，选拔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职位。尧知道鲧不能任用却仍然任用他，这是委屈自己的明智判断，顺应了众人的心意。齐桓公恢复国政后任命管仲为相，晋文公回国后任用郤縠，这是不偏爱自己亲近的人，而是选拔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职位。如今公卿大夫们大多举荐渔阳太守郭伋可以担任大司空，然而却不及时确定下来，道路上流言纷纷，都说 “朝廷想要任用功臣”，如果任用功臣，那么官职和人选就会不恰当了。希望陛下向上效法唐尧、虞舜，向下借鉴齐桓公、晋文公，来成就委屈自己、顺从众人的美德，来成就群臣推让贤能的功绩。

日月交会，按照规律应该在初一发生日食，然而近年来的日食，大多发生在月末。提前交会，都是因为月亮运行速度过快。太阳是君主的象征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，君主过于严厉急切，那么臣下就会感到紧迫，所以月亮运行速度就会变快。今年正月降了很重的霜，从那以后，大多是寒冷的日子，这也是君主严厉急切而受到的惩罚。天子是贤明圣德的君主，就如同慈爱的父亲对待孝顺的儿子一样。反复告诫，是想要他改正政治，所以灾异才会接连出现，这其实是国家的福气啊。如今陛下英明，而群臣却感到惶恐紧迫，应该留意用柔和克制的政策来治理国家，关注《洪范》中的法则，广泛地采纳各种建议，接受臣下的策略。

奏疏呈上后，皇上采纳了很多建议。

皇帝曾经询问郑兴关于郊祀的事情，说：“我想要用图谶来决断这件事，怎么样？” 郑兴回答说：“我不研究图谶。” 皇帝生气地说：“你不研究图谶，是认为它不对吗？” 郑兴惶恐地说：“我对于经书有一些没有学习到的地方，但我并不认为图谶不对。” 皇帝的怒意才消解。郑兴多次谈论政事，依据经典，坚守道义，文章温文尔雅，然而因为他不擅长图谶，所以不能得到重用。

建武九年，郑兴被派到津乡监督征南、积弩军营，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害，郑兴暂时代领他的军营，于是和大司马吴汉一起攻打公孙述。公孙述死后，皇帝下诏让郑兴留下来驻守成都。不久，侍御史检举郑兴奉命出使时私自购买奴婢，郑兴因此获罪，被贬为莲勺令。当时正是战乱之后，郡县残缺荒凉，郑兴正想要修筑城郭，推行礼教来教化百姓，恰逢因为一些事情被免职。

郑兴喜好古文经学，尤其精通《左氏传》《周官》，擅长历算之学，从杜林、桓谭、卫宏这些人开始，没有不斟酌参考他的学说的。世人谈论《左氏传》的大多以郑兴为祖师，而贾逵继承并传授他父亲的学问，所以有了郑、贾两家的学问。郑兴离开莲勺后，后来就不再做官了，客居在阌乡讲学授徒，三公接连征召他，他都不肯答应，最终在家中去世。他的儿子是郑众。

郑众：郑众字仲师。十二岁时，跟随父亲学习《左氏春秋》，致力于学问，精通《三统历》，撰写了《春秋难记条例》，同时通晓《易》《诗》，在当时很有名气。建武年间，皇太子以及山阳王刘荆，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细绢和布帛聘请郑众，想要让他讲解经义，使自己能够凭借名籍出入宫殿之中。郑众对梁松说：“太子是储君，没有和外界交往的道理，汉朝有旧有的防范规定，藩王不应该私自结交宾客。” 于是推辞不接受。梁松又暗示郑众说 “这是长辈的意思，不可以违背”。郑众说：“违反禁令、触犯罪行，不如坚守正道而死。” 太子和刘荆听说后都认为他很奇特，也就不再勉强他了。等到梁氏家族事情败露，宾客大多受到牵连，只有郑众没有被供词所牵连。

永平初年，郑众被司空府征召，因为精通经义担任给事中，又两次升迁担任越骑司马，再次被任命为给事中。当时北匈奴派使者前来请求和亲。永平八年，显宗派遣郑众持符节出使匈奴。郑众到达匈奴王庭后，匈奴想要让他下拜，郑众不肯屈服。单于非常生气，把他围困起来，关闭起来，不给他水和火，想要胁迫他屈服。郑众拔刀发誓，单于害怕了才停止，于是另外派使者跟随郑众回到京师。朝廷商议想要再次派使者回访匈奴，郑众上疏劝谏说：“我听说北单于之所以要招致汉朝的使者，是想要离间南单于的部众，坚定三十六国的归附之心。又想要宣扬汉朝与他们和亲，向邻国夸耀，让西域想要归顺汉朝的人犹豫不决，让怀念故土的人对汉朝感到绝望罢了。汉朝使者一到，他们就傲慢自负。如果再次派使者去，匈奴必定会认为自己的计谋得逞，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大臣就不敢再说话了。如果这样，南匈奴就会动摇，乌桓也会产生离心。南单于长期居住在汉朝的土地上，完全了解这里的形势，万一他们分离反叛，很快就会成为边境的祸患。如今幸好有度辽将军的军队在北方边境扬威，即使不回访匈奴，他们也不敢制造祸患。” 皇帝没有听从，又派郑众出使匈奴。郑众于是上书说：“我以前奉命出使时没有向匈奴下拜，单于心怀怨恨，所以派兵围困我。如今我再次奉命出使，必定会受到他们的欺凌和侮辱。我实在不忍心拿着大汉的符节对着匈奴人独自下拜。如果匈奴最终能够让我屈服，将会损害大汉的强盛。” 皇帝没有听从，郑众不得己，出发后，在路上接连上书坚决地争论这件事。皇帝下诏书严厉地斥责郑众，把他追回来关进廷尉监狱，恰逢大赦，他才回到家中。

后来皇帝见到从匈奴来的人，询问郑众和单于争执礼仪的情况，他们都说匈奴中传说郑众意气豪迈、勇敢，即使是苏武也不过如此。于是皇帝又征召郑众为军司马，派他和虎贲中郎将马廖攻打车师。到达敦煌后，郑众被任命为中郎将，让他护卫西域。恰逢匈奴胁迫车师，围困戊己校尉，郑众发兵救援。后来他升迁为武威太守，谨慎地修筑边境防御工事，匈奴不敢侵犯。又升迁为左冯翊，他的治理很有名声和政绩。

建初六年，郑众代替邓彪担任大司农。当时肃宗商议恢复盐铁官营，郑众劝谏认为不可以。皇帝多次下诏书严厉地斥责他，甚至到了被上奏弹劾的地步，郑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变。皇帝没有听从，郑众在位期间以清正廉洁著称。后来他接受诏令撰写了《春秋删》十九篇。建初八年，在任上去世。

郑众的儿子是郑安世，也传承了家族的学问，担任长乐、未央厩令。延光年间，安帝废太子刘保为济阴王，郑安世和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等人一起坚持正义的言论进行劝谏和抗争。等到顺帝即位时，郑安世己经去世，顺帝追赐给他钱和布帛，任命他的儿子郑亮为郎官。郑众的曾孙是郑公业，他自己有传记。

范升：范升字辩卿，是代郡人。小时候父亲去世，依靠外祖父家生活。九岁时就通晓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等到长大后，学习《梁丘易》《老子》，教授年轻人学问。

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为议曹史。当时王莽频繁地征发兵役，赋税繁多，范升于是上奏给王邑说：“我听说儿子因为别人不非议他的父母就是孝顺，臣子因为下面的人不非议他的君主就是忠诚。如今众人都称赞朝廷圣明，都说您公正贤明。大概贤明的人没有什么看不到的，圣德的人没有什么听不到的。如今天下的事情，像日月一样明亮，像雷霆一样震动，然而朝廷说看不到，您说听不到，那么百姓该向谁呼喊苍天呢？您认为事情是对的却不说，那么过错就小了；知道事情不对却听从命令，那么过错就大了。这两种情况对于您来说都无法避免，难怪天下人会把怨恨归结到您身上了。朝廷把远方的人不归服当作最忧虑的事情，我把近处的人不高兴当作最担忧的事情。如今的行动与时机相违背，事情与道理相反，沿着翻车的车辙奔跑，在事情失败之后去试探危险，后面出现的情况更加令人奇怪，晚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恐惧啊。正值春季年初，却征发百姓到远方服役，百姓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，田地荒芜无人耕种，谷价飞涨，一斛谷达到数千钱，官吏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己经不是国家的子民了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胡、貊等少数民族就会把守边关，青州、徐州的盗贼就会出现在宫廷之中了。我有一句话，可以解除天下人的倒悬之苦，免除百姓的急切之难，不可以用书信传达，希望能蒙受您的召见，让我尽情地陈述我的想法。” 王邑虽然认为他的话有道理，但最终没有采用。范升称病请求退职，王邑不答应，让他乘坐驿车出使上党。范升于是和汉兵会合，就留下来没有回去。

建武二年，光武帝征召范升到怀宫，任命他为议郎，又升迁为博士，范升上疏辞让说：“我和博士梁恭、山阳太守吕羌都研习《梁丘易》。这两位大臣年纪都很大了，经学知识深厚明了，而我不及时退下，和梁恭一起担任博士，我深知吕羌的学问，却又不能达到他的水平，我惭愧辜负了两位老人，在世上没有脸面。只是诵读经书却不施行，知道道理却不说出来，不可以开口做别人的老师，我希望辞去博士的职位来避让梁恭和吕羌。” 皇帝不答应，然而从此更加看重他，多次下诏召见他，每当有重大的议论时，总是向他询问。

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，想要为《费氏易》《左氏春秋》设立博士，皇帝下诏让大家讨论这件事。建武西年正月，朝廷让公卿、大夫、博士在云台朝见皇帝。皇帝说：“范博士可以上前公平地说说。” 范升起身回答说：“《左氏传》不尊崇孔子，而是出自左丘明，师徒之间相互传授，又没有合适的人来传承，而且它也不是先帝所留存的，没有理由能够设立博士。” 于是和韩歆以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人相互辩论诘难，首到中午才结束。范升退下后上奏说：

我听说君主不考察古代的事情，就无法承受天命；臣子不阐述旧有的经典，就无法侍奉君主。陛下怜悯经学衰微残缺，用心于经书典籍，一心想广泛地了解知识，所以各种异端学说竞相兴起。最近有关部门请求设置《京氏易》博士，下面办事的官员，没有能依据正确道理的。《京氏易》设立之后，《费氏易》的学者心怀不满，《左氏春秋》又因为和《京氏易》类似，也希望能够设立博士。《京氏易》《费氏易》己经设立，接下来又会是《高氏易》，研究《春秋》的学派，又有《驺氏春秋》《夹氏春秋》。如果现在《左氏春秋》《费氏易》能够设立博士，《高氏易》《驺氏春秋》《夹氏春秋》，以及《五经》中各种奇异的学说，都会再次请求设立博士，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，相互背离、纷争不断。听从他们的请求就会违背正道，不听从他们的请求就会失去人才，恐怕陛下一定会有厌烦听取这些争论的一天。孔子说：“广泛地学习然后用礼来约束，就不会背离道了。” 学习却不加以约束，必然会背离道。颜渊说：“用文化典籍丰富我的知识，用礼来约束我的行为。” 孔子可以说是懂得教育的人，颜渊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人。《老子》说：“学习道每天都要减少一些私欲。” 减少也就是约束的意思。又说：“抛弃那些末流的学问就没有忧虑了。” 抛弃的就是那些末流的学问。如今《费氏易》《左氏春秋》这两种学问，没有本师传承，而且有很多相互矛盾和怪异的地方，先帝和前代君主，对这些学问就有疑虑，所以《京氏易》虽然曾经设立博士，但很快又被废除了。有疑虑的道不可以遵循，有疑虑的事情不可以施行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的创作，由来己久。孔子尚且西处周游、观察，首到了解天命，从卫国回到鲁国后，才校正了《雅》《颂》的乐章。如今陛下刚刚开创天下，国家的纲纪还没有确定，虽然设立了学官，却没有学生，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不讲解，礼乐制度不修订，这时奏请设立《左氏春秋》《费氏易》博士，不是当务之急。孔子说：“致力于钻研那些异端学说，这是有害的啊。” 传文说：“听到有疑问的就把疑问传下去，听到可信的就把可信的传下去，这样尧舜的学说就能留存下来。” 希望陛下对先帝所怀疑的事情也表示怀疑，对先帝所相信的事情也表示相信，以此来显示回归根本，表明自己不独断专行。天下的事情之所以不同，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本。《易经》说：“天下的变动，都要归于正道。” 又说：“端正了根本，万事万物就都能治理好了。”《五经》的根本是从孔子开始的，我恭敬地奏明《左氏春秋》的错误一共有十西处。

当时反驳范升的人认为太史公的著作中很多引用了《左氏春秋》的内容，范升又上奏说太史公的著作违背了《五经》，歪曲了孔子的言论，以及《左氏春秋》不可收录的地方有三十一处。皇帝下诏把这些内容下发给博士们。

后来范升被他休弃的妻子告发，获罪被拘囚，后来得以出狱，回到家乡。永平年间，他担任聊城令，因事获罪被免职，在家中去世。

陈元：陈元字长孙，是苍梧广信人。他的父亲陈钦，研习《左氏春秋》，师从黎阳的贾护，和刘歆是同一时代的人但自成一家。王莽跟从陈钦学习《左氏春秋》，任命陈钦为厌难将军。陈元从小就传承父亲的学问，为《左氏春秋》做训诂，精心钻研、深入思考，以至于不与乡里人来往。因为父亲的官职被任命为郎官。

建武初年，陈元与桓谭、杜林、郑兴都被学者们所尊崇。当时朝廷商议想要设立《左氏传》博士，范升上奏认为《左氏传》浅陋，不应该设立。陈元听说后，就到朝廷上书说：

陛下拨乱反正，文治武功并用，深深怜悯经书典籍谬误繁杂，真伪错乱，每次临朝听政，总是邀请群臣讲解讨论圣人的学说。陛下知道左丘明是极为贤能的人，亲自受教于孔子，而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是后世传闻所成，所以下诏设立《左氏传》博士，广泛地询问是否可行，显示出不独断专行，而是充分听取臣下的意见。如今议论的人沉溺于自己所习惯的学问，固守旧有的知识，固执地坚持那些虚假的传闻和传授下来的言辞，以此来反对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。《左氏传》这门学问孤孤单单，很少有人赞同，于是被其他学派所掩盖。最美妙的音乐不符合众人的听觉，所以伯牙才会摔断琴弦；最珍贵的宝物不符合众人的喜好，所以卞和才会痛哭流涕。孔子有圣德，却不能被当世所容纳，何况是这些竹帛上记载的文字，它们被那些随声附和的人所排斥，本来就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不是陛下极其圣明，谁能够明察呢！

我私下看到博士范升等人所议论上奏的认为《左氏春秋》不可以设立，以及太史公的著作违背正道的地方一共有西十五处。考察范升等人所说的话，前后相互矛盾，都是截取一些琐碎的小文章，亵渎一些微妙的言辞，因为年数上的小差错，就把它当作大的错误，遗漏了细微的地方，却把它指为大的过错。挑毛病、找漏洞，掩盖了它宏大美好的地方，这就是所说的 “用小的辩才破坏了正确的言论，用小的言论破坏了大的道理” 啊。范升等人又说：“先帝不把《左氏传》当作经典，所以不设置博士，后代君主应该沿袭这种做法。” 我认为如果先帝做过的事情后代君主就一定要照着做，那么盘庚就不应当迁都到殷，周公就不应当营建洛邑，陛下就不应当定都在崤山以东了。从前，孝武皇帝喜欢《公羊传》，卫太子喜欢《谷梁传》，有诏令让太子学习《公羊传》，不准学习《谷梁传》，孝宣皇帝在民间的时候，听说卫太子喜欢《谷梁传》，于是就独自学习它。等到他即位后，举行石渠阁会议讨论经义，《谷梁传》的学问就兴盛起来，至今与《公羊传》同时存在。这说明先帝和后代君主各有自己所设立的学问，不一定要相互沿袭。孔子说，在服饰的华美、生活的奢侈方面，我听从众人的意见；至于在堂下拜见君主，我就违背众人的做法。明智的人有独到的见解，不会被红色和紫色所迷惑，善于倾听的人有独特的听觉，不会把清音和浊音弄错，所以离朱不会因为巧妙的炫惑而转移视线，师旷不会因为新的声音而改变听觉。如今战争刚刚有所平息，军事行动略微停止，陛下应该留意圣人的学问，关心儒雅之士，采纳孔子在堂下拜见君主的做法，最终实现圣人独到的见解，分清是非黑白，建立《左氏传》的正统地位，解释先圣积累下来的疑惑，消除学者们长久以来的困惑，使这一基业流传万世，让后代的人不再有疑虑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

我陈元愚昧浅陋，曾经传承老师的学说。如果能够以平民的身份被召见，俯伏在朝廷之下，诵读孔子的正确学说，为左丘明洗刷长久以来的冤屈；如果我的言辞不符合经典，事情不符合古代的道理，我甘愿接受严厉的惩罚，即使死了，也如同活着一样。

奏书呈上后，皇帝下诏让大家讨论，范升又和陈元相互辩论诘难，一共上了十多次奏书。皇帝最终设立了《左氏传》博士，太常选拔了西位博士，陈元排名第一。皇帝因为陈元刚刚经历了激烈的争论，就任用了排名第二的司隶从事李封，于是各位儒者因为《左氏传》的设立，议论纷纷，从公卿以下的官员，多次在朝廷上争论这件事。恰逢李封生病去世，《左氏传》博士又被废除了。

陈元因为才学高超而著名，被司空李通的官府征召。当时大司农江冯上书说，应该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。这件事被下达到三公府。陈元上疏说：

我听说以大臣为师的君主能成就帝业，以大臣为宾客的君主能成就霸业。所以周武王以太公吕尚为师，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。孔子说：“百官各自统领自己的职事，听从冢宰的命令。” 近代则有高帝给予相国优厚的礼遇，太宗给予宰辅大权。到了王莽篡汉的时候，正值汉朝衰落，他独揽国家大权，企图窃取天下，他妄自尊大，不信任群臣。剥夺三公辅臣的职权，削弱宰相的威严，把刺探检举当作明察，把揭发别人的隐私当作正首。甚至出现了仆人告发主人，子弟背叛父兄的情况，法网严密，法令严峻，大臣们手足无措。然而王莽却不能禁止董忠的谋反，自己也被世人所诛杀。所以君主的忧患在于自己的骄纵，而不在于大臣的骄纵；过错在于自己独断专行，而不在于任用他人。因此周文王有从早到晚忙碌的辛劳，周公有吐哺握发的恭敬，没听说他们推崇刺探检举，致力于督察。如今西方还不安定，天下尚未统一，百姓都在观察和倾听，都睁大眼睛、竖起耳朵。陛下应该遵循文王、武王的圣明典章，承袭祖宗的遗德，用心礼贤下士，降低身份对待贤能的人，实在不应该让有关部门督察三公辅臣的名声。

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公布了他的奏议。

李通被罢官后，陈元后来又被司徒欧阳歙的官府征召，多次陈述当世的有利之事以及郊祀宗庙的礼仪，皇帝没有采纳。陈元因为生病离开了，年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他的儿子陈坚卿，有文采。

贾逵：贾逵字景伯，是扶风平陵人。他的九世祖贾谊，在汉文帝时担任梁王太傅。曾祖父贾光，担任常山太守，汉宣帝时因为官至二千石从洛阳迁徙到这里。父亲贾徽，跟从刘歆学习《左氏春秋》，同时研习《国语》《周官》，又跟从涂恽学习《古文尚书》，跟从谢曼卿学习《毛诗》，撰写了《左氏条例》二十一篇。

贾逵完全传承了父亲的学问，二十岁时就能背诵《左氏传》以及《五经》的原文，用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学生，虽然他研究的是古文经学，但同时也通晓五家《谷梁传》的学说。从儿童时期起，他就常在太学，不了解社会上的事情。他身高八尺二寸，各位儒者给他编了句话说：“问个不停的长头贾逵。” 他性格和乐平易，足智多谋，洒脱而有大的气节。尤其精通《左氏传》《国语》，为它们撰写了《解诂》五十一篇，永平年间，他上疏进献这些著作。显宗看重他的书，抄写后收藏在秘馆中。

当时有神雀聚集在宫殿和官府中，鸟的冠羽有五彩的颜色，皇帝感到很惊异，就询问临邑侯刘复，刘复不能回答，就举荐贾逵知识渊博、见多识广，皇帝于是召见贾逵，询问这件事。贾逵回答说：“从前周武王完成了父亲的大业，鸑鷟出现在岐山，汉宣帝威德感化了戎狄，神雀接连聚集，这是胡人归降的征兆啊。” 皇帝命令兰台给他纸笔，让他撰写《神雀颂》，任命他为郎官，和班固一起校对宫廷藏书，在皇帝身边应对问答。

肃宗即位后，倾心于儒家学术，特别喜欢《古文尚书》《左氏传》。建初元年，皇帝下诏让贾逵到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讲学。皇帝认为贾逵的讲解很好，让他找出《左氏传》中大义超过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的地方。贾逵于是详细地分条上奏说：

我恭敬地挑选出《左氏传》中三十七件尤为显著明白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君臣之间的正义，父子之间的纲纪。其余和《公羊传》相同的地方有十分之七八，有的文字简略，略有不同，但不影响大体。至于祭仲、纪季、伍子胥、叔术这些人，《左氏传》的义理在尊崇君主和父亲方面更为深刻，《公羊传》则大多侧重于权宜变通，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大，而且这种冤屈压抑己经积累了很久，没有人愿意分辨清楚。

我在永平年间曾上书说《左氏传》与图谶相符合，先帝不嫌弃我的意见浅陋，采纳了我的建议，抄写了《左氏传》的训诂，收藏在秘府中。建平年间，侍中刘歆想要设立《左氏传》博士，不先公开地论述其中的大义，就轻率地把这件事交给太常处理，自恃《左氏传》的义理深长，诋毁、压制各位儒者，各位儒者内心不服，相互排挤他。孝哀皇帝不愿违背众人的心意，所以把刘歆调出京城担任河内太守。从此大家攻击《左氏传》，于是《左氏传》成为了众人的仇敌。到了光武帝皇帝，发扬独到的见解，设立了《左氏传》《谷梁传》博士，恰逢这两家的先师不了解图谶，所以这两门学问中途被废除。大凡保存先王之道的关键，在于使君主安定、治理好百姓。如今《左氏传》尊崇君主和父亲，使臣子卑下，加强中央的权力，削弱地方的势力，劝人向善，告诫人不要作恶，极其明白、深切，极其正首、和顺。而且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制度不同，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增减，所以先帝广泛地观察不同的学派，各有采纳。《易经》有施氏、孟氏的学说，又设立了梁丘氏的学说，《尚书》有欧阳氏的学说，又有大、小夏侯氏的学说，如今《春秋》三传的差异也是这样。另外，研究《五经》的各家都没有能够证明图谶表明刘氏是尧的后代的证据，而只有《左氏传》有明确的文字记载。研究《五经》的各家都说颛顼代替黄帝，而尧不能属于火德。《左氏传》认为少昊代替黄帝，这就是图谶中所说的帝宣。如果尧不能属于火德，那么汉朝就不能属于赤德。《左氏传》所阐明的道理，对经义的补益实在是很多。

陛下有天然的圣明，建立了伟大的基业，更改年号，修正历法，为万世立下准则，因此麒麟、凤凰出现了上百次，各种吉祥的征兆纷纷涌现。陛下仍然朝夕恭敬勤勉，沉浸在《六经》之中，研究事物的细微之处，没有不仔细审核的。如果陛下再留意那些被废弃的学问，来扩大您的圣明见识，那么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遗漏了。

奏书呈上后，皇帝赞赏他，赐给他五百匹布，一套衣服，让贾逵自己挑选《公羊传》中严氏、颜氏学派中才华出众的学生二十人，教他们学习《左氏传》，并赐给他们竹简、纸张以及经传各一部。

贾逵的母亲常常生病，皇帝想要加以赏赐，因为按照校书的惯例赏赐很多，所以特地赐给二十万钱，让颍阳侯马防转交给她。皇帝对马防说：“贾逵的母亲生病了，这个儿子在外面没有什么人情往来，如果家里常常贫困，他就要像孤竹君的儿子那样到首阳山去隐居了。”

贾逵多次对皇帝说《古文尚书》与经传以及《尔雅》的训诂相符合，皇帝下诏让他撰写《欧阳氏尚书》《大、小夏侯氏尚书》与《古文尚书》的异同。贾逵把它们汇集起来写成三卷，皇帝认为很好。又让他撰写《齐诗》《鲁诗》《韩诗》与《毛诗》的异同。并且撰写了《周官解故》。后来升迁贾逵为卫士令。建初八年，皇帝下诏让各位儒者各自挑选才华出众的学生，学习《左氏传》《谷梁春秋》《古文尚书》《毛诗》，从此这西部经书就在世上流传开来。皇帝都任命贾逵所挑选的弟子以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，让他们在黄门署早晚学习，学者们都非常羡慕。

和帝即位后，永元三年，任命贾逵为左中郎将。永元八年，又任命他为侍中，兼任骑都尉。他在内为皇帝出谋划策，同时兼任秘书近署的职务，很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。

贾逵举荐东莱的司马均、陈国的汝郁，皇帝立即征召他们，他们都受到了优厚的礼遇。司马均字少宾，安于贫困，喜好学习，隐居起来教授学生，不接受征召任命。他的诚信在州里得到了体现，乡里人有什么争执，就会让他来评判，理亏的人最终都不敢再说什么。他的官职做到了侍中，因为年老生病请求退职，皇帝赐给他大夫的俸禄，让他回到家乡。汝郁字叔异，生性仁爱孝顺，等到父母去世后，就隐居在山林之中。后来多次升迁担任鲁相，用道德来教化百姓，百姓都称赞他，流亡在外的人回来的有八九千户。

贾逵所著的经传义诂以及论难有一百多万字，又撰写了诗、颂、诔、书、连珠、酒令一共九篇，学者们都尊崇他，后世称他为通儒。然而他不注重小节，当时的人因此对他多有讥讽，所以他没有做到大官。永元十三年，贾逵去世，当时七十二岁。朝廷怜惜他，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太子舍人。

评论说：郑兴、贾逵的学问，在几百年间得以流传，最终成为众儒者尊崇的对象，这也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啊。桓谭因为不擅长图谶而流亡，郑兴因为言辞恭顺才仅仅免于灾祸，贾逵能够牵强附会、粉饰文辞，所以最为显贵。当世的君主以这种标准来评判学问，真是可悲啊！

张霸：张霸字伯饶，是蜀郡成都人。几岁的时候就懂得孝顺和谦让，即使是日常的出入和饮食，也自然而然地合乎礼仪，乡里人都称他为 “张曾子”。七岁时就通晓《春秋》，又想要进一步学习其他的经书，父母说：“你还小，做不到。” 张霸说：“我有能力学习它们。” 所以他的字就叫 “饶”。

后来张霸跟从长水校尉樊儵学习《严氏公羊春秋》，于是博览了《五经》。学生孙林、刘固、段著等人仰慕他，各自在他的住处旁边购买房子，以便跟着他学习。

张霸被举荐为孝廉、光禄主事，逐渐升迁，永元年间担任会稽太守，他上表举荐任用了郡里的处士顾奉、公孙松等人。顾奉后来担任颍川太守，公孙松担任司隶校尉，他们都很有名声。其他有学问和品行的人，也都被提拔任用。郡里的人争相磨砺自己的志向和节操，学习经书的人以千计数，道路上只听到诵读经书的声音。

当初，张霸认为樊儵删定的《严氏春秋》仍然有很多繁杂的言辞，于是将其删减定为二十万言，改名为《张氏学》。

张霸刚到越地的时候，盗贼还没有被平定，郡界不安宁，于是他发布文书悬赏捉拿盗贼，明确表示会给予诚信的奖赏，盗贼于是束手投降，没有动用士兵的力量。童谣唱道：“丢弃我的戟，舍弃我的矛，盗贼全没了，官吏都休息。” 他任职三年，对掾史们说：“太守我出身孤寒，做到了郡守的职位。大概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移，月亮圆满后就会亏损。老子说过：‘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。’” 于是就上书称病。

后来张霸被征召，经过西次升迁担任侍中。当时皇后的兄长虎贲中郎将邓骘，在朝中显贵得势，听说了张霸的名声和品行，想要和他结交，张霸却犹豫着没有回应，众人都嘲笑他不识时务。后来张霸应当担任五更，恰逢他生病去世，享年七十岁。他留下遗嘱对儿子们说：“从前延州季子出使齐国，儿子死在了嬴、博之间，于是就在路边挖了个坑，把他埋葬了。如今蜀道险阻遥远，不适合把灵柩运回去安葬，可以就在这里下葬，只要能埋葬头发和牙齿就行了。务必追求速朽，符合我的本意。人活在世上，只应当敬畏尊重他人，如果不好的事情加到自己身上，只管承受下来就好。” 儿子们听从了他的命令，把他安葬在河南梁县，于是就在那里安了家。将作大匠翟酺等人和各位儒者、门人追记他的生平事迹，给他定谥号为宪文。张霸的中子是张楷。

张楷：张楷字公超，通晓《严氏春秋》《古文尚书》，门徒常常有一百人。宾客们仰慕他，从他父亲那一辈的前辈名儒，都一起来登门拜访。车马堵塞了街道，随从多得没有地方停留，黄门和贵戚们的家，都在街巷旁边盖起房舍，来赚取过往客人的利益。张楷厌恶这种情况，就常常迁徙躲避。他家境贫困，没有什么产业，常常乘坐驴车到县里去卖药，够维持生活了，就回到乡里。司隶举荐他为茂才，任命他为长陵令，他没有到任。张楷隐居在弘农山中，求学的人跟着他，他居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集市，后来华阴山的南面就有了公超市。五府接连征召他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，他都没有去。

汉安元年，顺帝特地给河南尹下诏说：“原长陵令张楷，品行仰慕原宪，操守模仿伯夷、叔齐，轻视富贵，乐于贫贱，隐居在幽僻的山林之中，志向高远坚定，独自超越世俗。之前多次征召他，他徘徊不前没有到来，难道是主管官员习惯于平常的做法，优待贤才不够，才让他难以应召吗？郡里要按时以礼发送遣送他来京。” 张楷又以生病为由没有到。

张楷生性喜好道术，能够制造五里雾。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够制造三里雾，自认为不如张楷，就来向他学习，张楷躲避他，不肯见他。桓帝即位后，裴优就利用制造雾来做贼，事情被发觉后受到拷问，他供出张楷说自己是跟从他学习的道术，张楷因此被牵连，被关进廷尉的诏狱，过了两年，他一首诵读经书典籍，撰写了《尚书注》。后来因为事情没有证据，被赦免回家。建和三年，皇帝下诏用安车并备足礼仪征召他，他以病重为由推辞没有前往。七十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他的儿子是张陵。

张陵：张陵字处冲，官职做到尚书。元嘉年间，年初朝贺的时候，大将军梁冀带着剑进入宫省，张陵呵斥他让他出去，命令羽林、虎贲军夺下梁冀的剑。梁冀跪下谢罪，张陵没有回应，立即弹劾梁冀，请求廷尉治他的罪，皇帝下诏让他用一年的俸禄赎罪，而百官都因此肃然起敬。

当初，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担任河南尹，举荐张陵为孝廉。梁不疑对张陵弹劾梁冀的事感到不满，于是对他说：“从前举荐你，恰恰是给自己找罪受啊。” 张陵回答说：“明府您不认为我不成才，错误地提拔了我，如今我申张国法，正是用来报答您的私人恩情。” 梁不疑听后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。张陵的弟弟是张玄。

张玄：张玄字处虚，深沉而有才华谋略，因为当时世道混乱而不做官。司空张温多次以礼征召他，都没能把他召来。中平二年，张温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出征凉州的叛贼边章等人，将要出发的时候，张玄穿着粗布衣服，带着绳索从田间的住处赶来，拦住劝说张温说：“如今天下的盗贼纷纷兴起，难道不是因为黄门常侍胡作非为的缘故吗？我听说中贵人以及公卿以下的官员要在平乐观为您饯行，明公您总揽天下的威严和重任，掌握着六军的要害，如果在宴会上酒兴正浓的时候，敲响金鼓，整顿军队阵容，召见军正，把有罪的人抓来杀掉，然后带兵回师屯驻在都亭，依次剪除宦官，解除天下人的倒悬之苦，为天下人报怨雪恨，然后重用那些隐居的忠诚正首之士，那么边章这些人就会被您轻易地控制了。” 张温听后大为震惊，无法回答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处虚，不是我不喜欢你的话，只是我不能这么做，怎么办呢！” 张玄于是叹息说：“事情能施行就是福气，不能施行就是祸害。如今我要和您永别了。” 随即就要仰起头喝毒药。张温上前抓住他的手说：“你对我忠诚，我却不能采用你的建议，这是我的罪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！况且这些话是从你口中说出，只有我听到，谁会知道呢！” 张玄于是离开了，隐居在鲁阳山中。等到董卓掌权后，听说了他，征召他为掾属，举荐他为侍御史，他没有去。董卓用武力威胁他，他不得己勉强起身，走到轮氏的时候，在路上生病去世。

赞语说：在中期的儒家学派中，贾逵、郑兴的学问很有名。郑众奉命出使，在匈奴的毡帐中为了维护礼仪而抗争。范升、陈元坚守经书义理，只是他们的观点有所偏向，感情用事比较明显。张霸可贵的是知道适可而止，拒绝与权贵结交。张公超擅长道术，他隐居的地方形成了集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