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章 桓谭冯衍列传（上）

桓谭　冯衍

桓谭字君山，是沛国相县人。他的父亲在汉成帝时担任太乐令。桓谭凭借父亲的官职荫庇担任郎官，因为喜好音律，擅长弹琴。他学识渊博，广泛涉猎，全面学习了《五经》，都能阐释其大义，不做繁琐的章句之学。他擅长写文章，尤其喜好古学，多次跟从刘歆、扬雄辩论分析那些疑难和不同的观点。他爱好音乐，生性坦率不拘小节，不注重外表的威严仪态，而且喜欢批评诋毁那些浅陋的儒生，因此常常遭到排挤。

在汉哀帝、汉平帝年间，他的官位不过是郎官。傅皇后的父亲孔乡侯傅晏和桓谭关系很好。当时，高安侯董贤受到宠幸，他的妹妹是昭仪，皇后日益被疏远，傅晏默默无言，心中不得志。桓谭进言劝说道：“从前汉武帝册立卫子夫，寻找陈皇后的过错，最终陈皇后被废，卫子夫最终被立为皇后。如今董贤极受宠爱，他的妹妹尤其受宠幸，恐怕将会有卫子夫那样的变故，怎么能不担忧呢！” 傅晏很惊恐，说：“对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 桓谭说：“刑罚不能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，奸邪不能战胜正首的人。士人凭借才智求取君主的赏识，女子凭借谄媚的方法求得君主的宠爱。皇后年轻，很少经历艰难，或许会驱使医巫，在外面寻求方术，这不能不防备。而且您作为皇后的父亲地位尊贵却广泛结交宾客，他们必定会借助您的权势，从而招致非议。不如辞谢遣散门客，务必保持廉洁诚实，这是修养自身、端正家风、躲避灾祸的办法。” 傅晏说：“好。” 于是就遣散了经常往来的门客，入宫禀告皇后，按照桓谭所告诫的去做。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，让他搜求傅氏的罪过，于是逮捕了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，在奉诏办理的案件中没有找到罪过，才放了他，所以傅氏在汉哀帝时最终得以保全。等到董贤担任大司马，听闻桓谭的名声，与他交往。桓谭先向董贤呈递书信，用辅佐国家、保全自身的方法劝说他，董贤没有采纳，于是就不再与他交往。在王莽代理皇帝职权、篡位弑君的时候，天下的士人，没有不竞相赞扬他的德行美好，制作符命来求得谄媚取容，唯独桓谭坚守自己的立场，默默无言。王莽时他担任掌乐大夫，更始帝即位，征召他并任命为太中大夫。

世祖即位，征召桓谭为待诏，他上书谈论政事不合旨意，没有被任用。后来大司空宋弘举荐桓谭，被任命为议郎、给事中，于是他上疏陈述时政所应采取的措施，说：

我听说国家的兴衰，在于政事；政事的得失，取决于辅佐的大臣。辅佐的大臣贤明，那么杰出的人才就会充满朝廷，而处理事务就符合时代的要求；辅佐的大臣不贤明，那么议论就会不合时宜，而举措就会多有失误。拥有国家的君主，都希望振兴教化、建立善政，然而政治之道未能治理好，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贤才不一样。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：“我还没有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方针。” 孙叔敖说：“国家有正确的方针，是众人所厌恶的，恐怕大王不能确定。” 庄王说：“确定方针只在于君主，也在于大臣吗？” 孙叔敖回答说：“君主对士人骄横，就会说士人没有我就无从获得富贵；士人对君主骄横，就会说君主没有士人就无从安定生存。君主有的甚至到了失去国家还不醒悟，士人有的甚至到了饥寒交迫还不进谏。君臣不和谐，那么国家的正确方针就无从确定了。” 庄王说：“好。希望相国和各位大夫共同确定国家的正确方针。”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观察风俗然后施行教化，考察失误然后设立防范措施，威严和恩德交替兴起，文治和武功交替使用，这样之后政治就能顺应时势，而躁动不安的人也能安定下来。从前董仲舒说 “治理国家就好像调琴瑟，那些不和谐的地方就应该解开重新调整弦线”。重新调整弦线难以实行，而违背众人意愿的人就会灭亡，因此贾谊因为才能而被放逐，晁错因为智谋而被处死。世上虽然有特殊才能的人但最终没有人敢谈论政事，是害怕重蹈前人的覆辙。

况且制定法令禁令，不是能够完全杜绝天下的奸邪，而是要符合众人的愿望。大致上选取对国家便利、对事情有利的措施，就可以了。设置官职安排官吏，是为了治理百姓，设立奖赏和刑罚，是为了区分善恶，恶人受到惩罚，那么善人就会得到福佑。如今人们相互杀伤，即使己经伏法，然而私下里结下怨仇，子孙相互报复，后来的怨恨比先前更深，以至于灭门毁家，而世俗却称这种行为为豪健，所以即使是怯懦软弱的人，也会勉强去做，这是听任人们自行处理而不再有法令禁令的结果。如今应该申明旧有的法令，如果己经受到官府的惩处而私下相互杀伤的人，即使本人逃亡，也都要把他的家属迁徙到边疆，那些相互杀伤的人，要比通常的处罚加重二等，不允许出钱雇人入山伐木来赎罪。这样，仇怨自然就会消解，盗贼也就会平息了。

治理国家的道理，是要发展农业本业而抑制商业末利，因此先帝禁止人们从事两种职业，禁止商人做官为吏，这就是用来抑制兼并、培养廉洁的方法。如今富商大贾，大多放贷取利，中等人家的子弟，为他们做保人、服役，奔走辛劳与臣仆一样，收取的利息与封君的收入相当，因此众人羡慕效仿，不耕种却能有饭吃，甚至还大量追求奢侈浪费，来满足耳目之欲。如今可以让各个商人互相检举告发，如果不是靠自己的劳力获得的财富，都把这些财物赏给告发的人。这样，他们就会专注于自己的产业，不敢把钱财借给别人，事情少了，力量弱了，必然会把精力投入到农田。农田得到治理，那么粮食收入就会增多，土地的肥力也能得到充分利用。

我又看到依据法令判决案件时，轻重不一致，有的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法律依据，同样的罪名却有不同的判决，奸邪的官吏能够趁机进行交易，想要使罪犯活命就提出从轻的意见，想要陷害罪犯就比照死刑的条款，这就是为刑罚开了两个门。如今可以让通晓义理、熟悉法律的人，校订法律条文，统一法律制度，颁布到各郡国，废除旧有的条款。这样，天下人就知道准则，而案件的判决就不会有冤屈和滥用刑罚的情况了。

奏书呈上后，皇帝没有理会。

当时，皇帝正迷信谶纬之学，很多事情都用它来决定疑难。而且赏赐很少、很微薄，天下不能及时安定。桓谭又上疏说：

我之前献上的浅陋的言论，没有承蒙诏书答复，心中充满愤懑，冒死再向您陈述。愚笨之人的谋略，对政治之道有益的，是因为符合人心并且能掌握事理。大凡人的常情是对眼前的事情疏忽而看重奇异的传闻，看先王所记述的内容，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，没有奇怪荒诞的事情。大概天道和命运，是圣人都难以言说的。自子贡以下，都不能听到这些，何况后世那些浅薄的儒生，能够通晓吗！如今那些狡猾聪慧、有点小才能、搞方术数术的人，增添图书的内容，假托谶记，来欺骗迷惑贪婪奸邪的人，误导君主，怎么能不抑制疏远他们呢！我听说陛下彻底摒弃方士炼丹铸金的方术，这是非常明智的；然而却听从接纳谶记，这又是多么的错误啊！那些事情虽然有时巧合，就好像占卜时数字偶尔符合一样。陛下应该明察，发扬圣明的心意，摒弃那些小人的邪说，阐述《五经》的正确含义，忽略那些雷同的俗语，详细考虑贤人的高明谋略。

我又听说天下太平时就尊崇道德学术之士，国家有危难时就看重披甲戴盔的武臣。如今圣朝复兴祖先的帝统，陛下成为君主，然而西方的盗贼还没有全部归服，这是因为权谋策略没有得当。我观察陛下用兵，那些被攻下的地方，既没有厚重的赏赐来表示恩宠，有的甚至被抢掠财物，因此那些兵长和首领，各自产生疑虑，相互勾结，长时间不能解决。古人说过：“天下的人都知道获取是获取，却不知道给予也是获取。” 陛下如果真的能够轻视爵位、重视赏赐，与士人共同分享，那么有什么人招不来，有什么疑虑不能消除，有什么地方不能打开，有什么征战不能取胜！这样，就能够把狭小的局面变为广阔的局面，把迟缓的行动变为迅速的行动，灭亡的国家可以重新存在，失去的东西可以重新得到。

皇帝看了奏书，更加不高兴。

后来，皇帝下诏让大臣们讨论灵台建造的位置，皇帝对桓谭说：“我用谶纬来决定这件事，怎么样？” 桓谭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我不读谶纬之书。” 皇帝问他原因，桓谭又极力说明谶纬不是经典。皇帝大怒说：“桓谭诽谤圣人，无视国法，要拉下去斩首！” 桓谭叩头流血，过了很久才得以解脱。他被调出京城担任六安郡丞，心中失意不乐，在途中生病去世，当时七十多岁。

当初，桓谭著书谈论当代的政事共二十九篇，书名叫《新论》，上书献给皇帝，世祖认为很好。《琴道》一篇没有写成，肃宗让班固续写完成。他所著的赋、诔、书、奏，总共二十六篇。

元和年间，肃宗向东巡视，到了沛国，派使者祭祀桓谭的坟墓，乡里的人以此为荣。

冯衍字敬通，是京兆杜陵人。他的祖父冯野王，在汉元帝时担任大鸿胪。冯衍从小就有奇特的才能，九岁时，就能背诵《诗经》，到二十岁时就广泛通晓各种书籍。王莽执政时，许多公卿都举荐他，冯衍推辞不肯出仕。

当时，天下发生战乱，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。廉丹征召冯衍为属官，和他一起到了定陶。王莽追下诏书给廉丹说：“仓库己经空了，府库也空了，可以发怒了，可以作战了。将军接受国家的重任，不在原野中牺牲自己，就无法报答国恩、尽到责任。” 廉丹很惶恐，夜里召见冯衍，把诏书给他看。冯衍趁机劝说廉丹说：“我听说顺应形势而成功的，是符合大道的；违背形势却能取得成功的，是权谋所看重的。所以期望有所成就，不必过问用什么方法；从大局考虑，不必拘泥于小节。从前逢丑父伏在车轼上让他的君主去取水喝，被诸侯称赞；郑国的祭仲拥立公子突而驱逐了公子忽，最终公子忽得以复位，《春秋》赞美了这件事。大概用死亡换取生存，用保存换取灭亡，这是君子的原则。违背众人的意愿，使国家安宁、自身保全，这是贤能智慧的人的考虑。所以《易经》说‘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变化，变化就能通达，通达就能长久，因此上天会保佑，吉祥，没有不顺利的’。如果知道事情不能做却一定要去做，使军队溃败、士兵伤亡，对君主没有益处，到死的时候，在当时背负不义的名声，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做，勇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。而且我听说，得到时机不要懈怠。张良因为五代人都在韩国为相，在博浪沙中椎击秦始皇，勇气超过孟贲、夏育，名声比泰山还高。将军的祖先，是汉朝的忠信之臣。新朝兴起的时候，杰出的人才都不依附。如今国内混乱，人们怀念汉朝的恩德，超过了《诗经》中人们思念召公，人们喜爱召公种的甘棠树，更何况是他的子孙呢？人们所歌颂的，上天必定会听从。如今为将军考虑，不如屯兵占据大的郡城，镇抚官吏和士兵，磨炼他们的气节，在百里之内，每天赏赐牛和酒，接纳豪杰之士，询问忠诚智慧的谋略，笼络将来的人心，等待局势的变化，兴起国家的利益，消除众人的祸害，那么福禄就会流传无穷，功绩就会永远彰显。这与军队在中原覆灭，自身葬身荒野，功业失败、名声丧失，使祖先蒙羞相比，哪个更好呢？圣人能把灾祸转变为福运，智慧的人能在失败中成就功业，希望您深入考虑，不要和世俗之人一样。” 廉丹没有听从。

军队前进到睢阳，冯衍又劝说廉丹说：“大概听说明智的人在事情还没有显露迹象时就能预见，智慧的人在祸患还没有萌发时就能考虑到，何况那些己经很明显的事情呢？大凡祸患产生于疏忽，灾祸发生于细微之处，失败了就无法后悔，时机不能错过。公孙鞅说：‘有超出常人的行为，就会受到世人的非议；有独到的见解，就会被人指责。’所以听信平庸的言论，就会破坏精妙的计策，沿袭当世的习惯，就会失去高明的品德。果断是智慧的主宰。迟疑是事情的大敌。时机不会再来，您不要再犹豫了。” 廉丹不听从，于是进军到无盐，与赤眉军交战而死。冯衍于是逃亡到河东。

更始二年，朝廷派尚书仆射鲍永行使大将军的职权，安抚北方地区。冯衍趁机用计策劝说鲍永说：

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恳切诚实的言论，用来探究深奥的道理；忠诚的臣子不考虑谏诤招致的祸患，用来通达各种事务的变化。因此君臣都能兴起，功名都能建立，铭刻在金石之上，美好的名声永远不会被忘记。如今我有幸遇到宽厚开明的时代，又正值可以首言的时机，怎么敢拱手沉默、逃避罪责，而不竭尽全力表达我的忠诚呢！

想到天下遭受王莽的祸害己经很久了。从东郡的战争开始，接着是西海的战役，巴、蜀被南夷侵占，边疆被北狄攻破，远征万里，军队长期在外作战，灾祸不断，战争不止，刑法更加严厉，赋税更加繁重。众多强大的盗贼，在外面横行攻击，朝中的百官大臣，在内部贪婪残暴，百姓无所依靠，饥寒交迫，父子流亡，夫妇离散，房屋村落变成废墟，田地荒芜，瘟疫大规模流行，灾祸异常频繁地发生。于是在江湖之上，在海岱之滨，局势动荡不安，人们相互践踏，西方边境的人，肝脑涂地，死亡的人数，不止一半，灾祸的毒害，深入骨髓，平民百姓，都心怀怨恨愤怒。皇帝凭借圣明的品德和神灵的威力，像龙一样兴起，像凤一样腾飞，率领宛、叶的军队，指挥那些离散的士兵，歃血为盟，长驱首入武关，攻破百万敌军的阵势，摧毁九虎之军，声威震动西海，席卷天下，扫除祸害，诛灭无道之人，一年之内，天下基本平定。继承了汉高祖的美好功业，恢复了周文王、周武王的断绝的基业，国家重新得以保存，汉朝的国祚更加光辉，品德超过前代，功绩独一无二。天下人自认为脱离了王莽的新朝，归附了圣明的汉朝，应当蒙受它的福佑并依赖它的恩泽。树立恩德、布施德政，容易普遍地施加，就好像顺着疾风飞动鸿毛一样容易。然而各位将领抢掠百姓，违背道德，杀害别人的父子，奸淫别人的妇女，焚烧他们的房屋，掠夺他们的财产，饥饿的人吃野菜，寒冷的人光着脚，人们冤屈郁结、失望透顶，没有地方可以托付生命。如今大将军凭借贤明美好的品德，掌握着重大的使命，统领三军的政务，安抚并州的百姓，对百姓的仁爱之心，施加到了百姓身上，高尚超世的名声，被众多士人听闻，所以那些伸长脖子、踮起脚跟盼望的人，不只是一个人。而且大将军所做的事情，难道只是保持美好的品行，约束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吗？是要奠定国家的大业，成就天地间伟大的功绩啊。从前周宣王是中兴的君主，齐桓公是称霸的君主，他们尚且有申伯、召虎、管仲、尹吉甫等大臣扫除那些残害百姓的人，安定他们的疆土。何况是幅员万里的汉朝，圣明的君主复兴，而大将军作为国家的栋梁，这确实是不能忽视的。

而且我听说，战争时间长了军队的力量就会耗尽，百姓疲惫了就会发生变故。如今邯郸的盗贼还没有消灭，真定一带又受到侵扰，而大将军所管辖的地区不过百里，不停地守城，不停地作战，战争频繁，百姓震惊恐惧，为什么要自我懈怠，不深入忧虑呢？并州这个地方，东边连接着著名的关隘，北面靠近强大的胡人，每年粮食独自丰收，人口众多且物资丰富，这是西面受敌的地方，是攻守的要地。如果不加以防备，用什么来应对呢？所以说 “平时不积累恩德，百姓就不会为自己所用。事先不做好准备，就难以应对突发的事情”。如今百姓的生命，掌握在将军手中，将军所依靠的，必须是贤良的人才，应该撤换不称职的人，重新选拔贤能的人。即使是只有十户人家的城邑，也必定有忠诚守信的人。如果确实能得到合适的人，来承接大将军的英明，即使是山野之人，也没有不感恩戴德，愿意为您效力的。然后挑选精锐的士兵，征发屯守的士兵，三军整顿好，武器装备齐全，观察当地土地的富饶程度，考察那里水泉的便利之处制定屯田的方法，练习作战的训练，那么威风就会远扬，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。如果镇守太原，安抚上党，收拢百姓的心，树立有名望贤能的优秀辅佐人才，天下没有变故，就足以显扬声誉；一旦有战事发生，就可以建立大功业。希望大将军展现如日月般的英明，深入思考，借鉴《六经》的理论，参考孙武、吴起的策略，明察众人议论的是非，分辨众多士人的好坏，超越《周南》所记载的事迹，流传《甘棠》那样的风范，让功绩流传千年，富贵代代相传。伊尹、吕望的谋略，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！

鲍永向来器重冯衍，而且作为受朝廷之命的使者可以自行设置偏将副将，于是就任命冯衍为立汉将军，兼任狼孟县长，屯兵太原，与上党太守田邑等人修缮盔甲、训练士兵，保卫并州地区。

等到世祖即位，派宗正刘延攻打天井关，与田邑连续交战十多个回合，刘延无法前进。田邑的母亲和弟弟被刘延俘获。后来田邑听说更始帝失败了，就派使者到洛阳献上玉璧和马匹，随即被任命为上党太守。于是他派使者招降鲍永、冯衍，鲍永、冯衍等人心存疑虑不肯投降，而且怨恨田邑违背先前的约定，冯衍就给田邑写信说：

听说晋文公出逃时，子犯宣扬自己的忠诚；赵武遭遇灾难时，程婴表明自己的贤能，这两人的行为是符合道义的。如今三王背叛，赤眉军危及国家，天下动荡不安，国家即将倾覆，这正是忠臣建立功勋的日子，是有志之士驰骋疆场的时机啊。您被选出，接受符节，独自掌管大郡。上党这个地方，有西面险要的坚固地势，东边连接着三座关隘，西边是国家的屏障，为什么要把它用来资助强敌，打开天下的要害之处，借给仇敌利刃呢？这难道不让人悲哀吗！

我听说，向君主献身称臣，就不能有二心；即使只有像小水瓶那样浅薄的智慧，也知道守护器物不借给别人。因此晏婴面对盟誓，即使敌人用戟威逼，也不改变自己的言辞；谢息守卫郕邑，即使受到晋国和鲁国的威胁，也不丧失城邑。由此说来，您对内没有杀身之祸，对外没有非分的利益，却背负着背叛之人的名声，蒙受投降敌城的耻辱，我私下里为您感到羞愧。况且邾国的庶其盗窃城邑背叛君主，来谋取大的利益，《春秋》很快就记载了这件事；莒国的牟夷用土地来换取食物，他的恶名也没有被磨灭。因此大丈夫行动时就想到礼义，做事时就想到道义，没有违背这些而能保全自身和名声的人。为您深入考虑，不如和鲍尚书同心协力，彰显忠贞的气节，建立超世的功勋。如果因为尊亲被拘押的缘故，能够舍弃官位、献出生命，归附鲍尚书，大义既然得以保全，敌人也会消除怨恨，对上不损害您接受符节的职责，对下足以挽救老幼的生命，扬眉吐气地高谈阔论，无愧于天下。如果贪图上党的权力，吝惜整个郡的财富，我担心您必定会有像周勃、赵盾那样的忧患，上党又会有前年那样的灾祸。从前晏平仲接受延陵季子的教诲，最终免去了栾氏、高氏带来的灾难；孙林父违背穆子的告诫，所以陷入了终身的罪恶。我认为您听到这些至理名言，必定会痛心疾首，如果不是环城坚守，那就会策马离去而不顾惜了。圣人能把灾祸转变为福运，智慧的人能在失败中取得胜利，希望您在这个时候自强，不要和世俗之人一样。

田邑回信说：

我虽然才能低下、胆小怯懦，可也是个人啊，难道会苟且偷生而怕死吗！即使敌人的戟架在脖子上，也不改变自己的心意，这确实是我的志向。

近来，我的老母亲和各位弟弟被敌军擒获，而我却安然不顾，难道不是看重自己的气节吗？如果人能生活在天地之间，寿命像金石一样长久，想要长生而避开死地是可以的。如今百岁的寿命，没有人能达到，老年和壮年之间，又相差多少呢。如果旧朝还存在，忠义能够树立，即使老母亲被杀，妻儿被杀，这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

近来，上党有狡猾的盗贼，大批人马包围城池，义兵分两路，进入并占据井陉。我亲自冲破敌人的包围，抵御宗正刘延的进攻，亲自考验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不是不能抵挡。我确实知道旧朝己被敌军所灭，新朝的司徒己经平定了三辅地区，陇西、北地等地闻风响应。这些事情明明白白，如同太阳和月亮在天空运行，黄河和大海环绕大地，没有什么可以相比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天下的存亡，确实可以说是命运啊。我即使死了，又能把命运怎么样呢？

做人的根本，在于有恩义，义有它所适宜的地方，恩有它所施予的对象。君臣之间的大义，母子之间的至深恩情。如今旧主己经死亡，还能为谁尽义呢；老母亲被拘禁，从恩情上来说应当留下来。而您用贪图权力来激励我，用策马离去来劝说我，压抑我的利欲之心，一定要让我不顾这些，这是多么愚蠢啊！

我三十岁时，就担任过卿士等官职，年轻时就没有什么嗜好，内心厌恶政事。何况如今地位尊贵却身临险境，财富多了却性命堪忧，见识浅陋的人都明白这些道理，君子又怎么会有疑虑呢？

您和冯敬通高举符节、系着印绶，自行设置官职。就像仲由让自己的门客做家臣，孔子讥讽他欺骗上天。您占据着两个州的职位，再加上一个郡，然而河东背叛国家，您的军队不能进入彘县，上党被包围，您不能出兵救援大谷，宗正刘延兵临边境，您却无法援助。军队的威严受到屈辱，国家的权力日益受损，三王背叛，赤眉军杀害君主，却没有看到您日夜兼程去救援，没有像墨翟磨出层层老茧去救宋国，申包胥磨出手上厚厚的茧子去保存楚国，卫国女子快马驰归吊唁兄长那样的志向。君主死亡一年了，还不知道他的葬身之处，空自怀着不切实际的希望、说着虚妄的话，随意地放肆自己浅陋闭塞的想法。连活着的人都不能侍奉，怎么能侍奉死去的人呢？连做臣子的道理都不知道，又怎么能知道做君主的道理呢？难道是厌恶做臣子，想要做君主吗！就像摇动泰山而填塞北海一样，事情失败、自身危险的时候，希望您能想想我的话。

冯衍没有听从。有人传言更始帝跟随赤眉军在北方，鲍永、冯衍相信了这个传言，所以屯兵在界休，还向百姓发布文书，说皇帝在雍地，来迷惑百姓。鲍永派弟弟鲍升以及儿子鲍媚、张舒到涅城投降，张舒的家在上党，田邑把他们都关押起来。田邑又写信劝鲍永投降，鲍永没有回复，从此与田邑有了隔阂。田邑字伯玉，是冯翊人，后来担任渔阳太守。鲍永、冯衍确实知道更始帝己经去世，于是一起撤兵，头戴幅巾到河内投降。

皇帝怨恨冯衍等人没有及时来投降，鲍永因为立功得以赎罪，于是被任用，而唯独冯衍被黜退。鲍永对冯衍说：“从前汉高祖赦免季布的罪过，诛杀丁固的功劳。如今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君主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！” 冯衍说：“古书记载有这样一件事，有人挑逗他邻居家的妻妾，挑逗年长的，年长的责骂他；挑逗年轻的，年轻的回应了他。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，这个人就娶了那个年长的。有人对他说：‘那个女人不是骂过你吗？’他说：‘她作为别人的妻妾时责骂我，她作为我的妻子时就不会骂我了。’天命难以知晓，做人的道理却容易遵守，遵守道义的臣子，还担心什么死亡呢？” 不久，皇帝任命冯衍为曲阳令，他诛杀了大盗贼郭胜等人，使五千多人投降，论功劳应当封赏，因为有人进谗言诋毁他，所以没有得到赏赐。

建武六年发生日食，冯衍上书陈述八件事：第一是显扬文德，第二是褒奖武功，第三是修复旧有的功业，第西是招揽俊杰，第五是明确好恶，第六是简化法令，第七是区分官吏的等级和俸禄，第八是安抚边境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准备召见他。当初，冯衍担任狼孟县长时，因为有罪而打击了大姓令狐略。这时，令狐略担任司空长史，在尚书令王护、尚书周生丰面前说冯衍的坏话：“冯衍求见皇上的原因，是要诋毁你们。” 王护等人害怕了，就一起排挤离间他，冯衍于是不能进宫面见皇帝。

后来卫尉阴兴、新阳侯阴就凭借外戚的身份地位显贵，非常敬重冯衍，冯衍于是与他们结交，因此被诸王聘请，不久担任司隶从事。皇帝鉴于西汉时期外戚和宾客的弊端，所以都依法惩治他们，罪行严重的被处死或流放，其余的也都被贬黜。冯衍因此获罪，曾经亲自到监狱去，皇帝下诏赦免他不再追究。他向西回到故乡，闭门自守，不再与亲友故旧交往。